从俄乌战争谈军事若干关系之三战争与战略的关系

何家干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战争与战略问题，是关系战争胜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的重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和平发展、打赢战争就大有希望。

一、战略问题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

战略是从全局、长远、大势上作出判断和决策。

战争不仅是军事的竞争，更是战略的博弈。

“战略”一词，在中国最早见于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后屡见于《三国志》《廿一史战略考》等史籍中。

这些古典军事著作尚未明确地把战略从传统兵学中分离出来，泛称为“策”“筹”“谋略”“韬略”“方略”“兵略”“将略”等，其核心含义与现代战略有类似之处，有时还含有政治、外交谋略和战法之意。

在西方，“战略”一词的英文“strategy”源于希腊文“strategia”。早在公元84～96年，古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蒂努斯就撰写了《谋略》一书。580年，拜占廷帝国一佚名作者假托皇帝莫里斯之名撰写的《将略》一书，意为“将道”或统帅艺术。18世纪末，普鲁士比洛在《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中，第一次把军事科学区分为战略与战术两大部分并赋予其定义：“战略是关于在视界和火炮射程以外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而战术是关于在上述范围以内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近代战略理论奠基人，普鲁士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瑞士若米尼认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区的艺术。”

19世纪末，中国开始用“战略”翻译西方的“strategy”一词。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毛泽东关于战略的论述，奠定了中国战略定义的基础。

197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颁布的《美国国防部军语辞典》认为：“通过使用或威胁使用军事力量，确保国家的安全和政策目标的实现，这种科学和艺术称为军事战略。”80年代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为战略所下的定义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战争、计划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实践。”上述不同类型的定义代表了对战略概念的不同理解，但其相同之处，都是指在全局上对战争准备与实施，以军队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建设与运用进行筹划和指导的方略。

80年代后，随着战略的发展，中国和西方有些国家出现了更高层次的战略理论，如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及国防发展战略等。“战略”这一概念，已扩大延伸到军事领域以外，为其他许多领域所借用，如政治战略、外交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泛指筹划与指导全局性、高层次重大问题的方略。

古代是战略的萌芽与形成时期。经历了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先后进入冷兵器战争时代和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战争时代。当时战争频繁，兵学兴盛，战略开始形成并得到发展。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战略酝酿产生的时期。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如传说中的黄帝部落联盟与蚩尤部落联盟的涿鹿之战，以及进入奴隶社会后的夏启伐有扈的甘之战、商灭夏的鸣条之战、周灭商的牧野之战等，有关战争的筹谋方略已略具雏形，初步涉及对战争胜负因素的分析，认为有德不可敌，哀兵可吉，师出有律，失律凶也；强调运用谋略，如争取与国，剪敌羽翼，乘势而动，量力而行等，这些在《尚书》《周易》《军政》《军志》等古籍中皆有反映。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战略基本确立的时期。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持续时间的延长，在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时，战争指导者重视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对战争的作用，注重变法图强，富国强兵。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晋文公的“联秦制楚”，吴国的“三分四军”等，都是这一时期战略运用的典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诸侯国的联盟战略，如合纵抗秦、连横破纵、远交近攻等。秦为统一六国，还实施了一系列进攻战略。这一时期产生了《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一大批著名兵书，奠定了中国古代战略理论的基础。其中尤以《孙子》为最，它揭示了战争的普遍规律，论述了驾驭战争、克敌制胜的许多理论原则。如以“安国全军”作为战略目标，以“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作为战略手段，以“道、天、地、将、法”作为战略力量；强调知彼知己，料敌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主张以众击寡，以强胜弱，力争战略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强调庙算，运用谋略，以谋取胜等，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战略理论。在西方，古代希腊、罗马、马其顿、迦太基等进行的战争，对西方古代战略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当时的战略理论大都与历史学融合在一起。如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的《远征记》、古罗马统帅凯撒的《高卢战记》、古希腊雅典将军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涉及训练和装备军队，组织远征和协同，规定作战线并实施机动，争夺交通线，筹集人力、物力支持持久战争等内容。4世纪末5世纪初，罗马军事理论家韦格蒂乌斯的《论军事》，专门论述了作战指导问题，结束了军事理论著作与史学著述不分的现象，是文艺复兴前唯一探讨军事问题的理论专著，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战略思想产生了较大影响。秦汉至清是中国古代战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的时期。秦朝以墙（长城）制骑，“用险制塞”，实行军事筑城安边设防的防御战略。汉武帝实行攻势战略、“以骑制骑”之策，注重发展骑兵集团，采取远程奔袭、正面冲击、翼侧迂回的进攻战略，并推行强边固防政策。兵书《黄石公三略》和《淮南子》中的《兵略训》，阐明了制胜破敌、以弱胜强和政胜、众胜、谋胜之道。三国时期，联盟战略运用最为出色。如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等。诸葛亮的《隆中对》，是料敌审势、因情定策制定战略的典范。西晋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对战争中的政治、心理、地理和气象等因素以及作战力量的准备和运用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隋唐时期，在兵略上表现为军政兼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兵力部署采取内重外轻、居重驭轻和扼制要地的战略布局。著名的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阐明夺取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用兵原理，探讨了一系列战略理论问题。宋朝为抗击骑兵攻击，利用江河坚城为屏障，并在筑城防御中增加了火力要素，创新了城市防卫战理论；同时开办武学，培养军事谋略人才，颁布了第一部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编纂了《武经总要》等军事名著，论述了战略问题。元朝攻打南宋时，采取骑兵和火器相结合，实行远程战略迂回和步、骑、水军联合多路进军的进攻战略。明朝实行防御战略，沿长城一线因险制塞，以点制面，以墙制骑，精兵机动与城守结合；在沿海地区则陆海结合，分区要点设防。明朝的《武备志》，按“非略弗录”“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录了历代用兵奇略。清朝从康熙帝开始，一改历代“墙守”观念，提出以“蒙古为长城”的战略思想，在安边固防上取得重大成就。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战争，在战略作战上表现出利用时机，揭竿而起；除暴安良，广收人心；飘忽不定，流动作战；乘虚蹈隙，以战养战等特点。5世纪后，欧洲各国先后进入中世纪封建时代，战争长期在骑士制度下进行，战略发展缓慢。15世纪后，随着火药、火器在欧洲的运用，西方各国军队装备、编制及战略随之发生了较大变革。意大利马基雅维利的《战争艺术》等军事著作，对西方战略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改革军队编制，运用炮兵，实施一翼突击的机动作战等战争实践和战略思想，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近代是战略承前启后逐步走向完善的时期。随着西方一些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化浪潮兴起，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先后进入了热兵器战争时代和机械化战争时代，资产阶级近代战略开始形成并迅速发展。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的开始，为战争的新发展创造了条件，战争进入热兵器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初期，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一系列内线作战的战争中，善于运用频繁的机动和翼侧攻击的战略。18世纪末，拿破仑一世在长期战争中，创造了选定主要战略方向，快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以突然迅猛的进攻，出其不意地袭击歼灭敌人和建立强大的预备队等战略原则。当时，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及其战略著作，如普鲁士的比洛，其代表作是《新战争体系的精神实质》；俄国苏沃洛夫，其代表作是《制胜的科学》等。19世纪上半叶，普鲁士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瑞士的若米尼的《战争艺术概论》，总结了拿破仑战争和欧洲其他战争的经验，全面论述了战争和战略理论，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战略理论研究的重要里程碑。从19世纪30年代起，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了当时和历史上的战争与战略问题，在战争史上首次确立了科学的战争观与战略观，作出了战争起源和本质的科学论断，创立了军队性质与军队建设的学说，奠基了无产阶级的战略理论。他们阐明了关于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建立革命军队以及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的理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提出了关于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学说，确立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指出战略的奥妙就在于集中兵力，成功的机动有助于取得最后的胜利，以及掌握预备队、避免冒险决战等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在无产阶级战略理论创立和发展史上起到划时代的作用。中国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外国列强入侵与近代西方战略理论的影响，魏源等有识之士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打破“以骑射为根本”的思想束缚，主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模仿西方军制和操典，建立新式军队。清朝政府在战略上内外并重，注意边防、海防要塞建设。但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落后，“师夷制夷”的战略主张未能实现。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采取略城堡，舍要塞，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的远程奔袭战略，后因内讧和战略指导失误而归于失败。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采取联络会党，组织武装起义，先在一两个省举事，尔后张势于全国的战略，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中国近代，如清末刊印的《中西武备新书》《战法学》，特别是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出版的教科书《战略学》，是较系统的战略理论专著，反映了战略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中西融合特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使用坦克、飞机等机械化武器装备为基础的战略理论相继问世，战争进入机械化时代。德国施利芬主张实行以战略包围合围敌军主力，达成决定性的大歼灭战的速决战略和歼灭战略；美国马汉在《海军战略》中系统阐述了以海权论为中心的海军战略理论；意大利杜黑通过《制空权》论述了空军将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空中战争论；英国富勒在《大战中的坦克》中创立了机械化战争理论；德国鲁登道夫的《总体战》主张采取闪电式的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法国戴高乐提出了建立小型职业军队的理论等，对西方战略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并逐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战略理论体系。1914～1918年，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初期，交战双方都信奉速决进攻战略，企图通过强大兵团的机动作战，迅速结束战争。然而，双方在绵亘的阵地上实施攻防战和持久的消耗战，使战争陷入长期僵持局面。战略指导落后于战争现实的情况极为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希特勒承袭了施利芬、鲁登道夫和富勒等人的歼灭战、总体战争和机械化战争理论，采取以闪击战为核心的进攻速决战略。法国军事思想保守落后，依靠马奇诺防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结果遭到失败。美国采取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发挥海空优势，开辟第二战场，迫使德国处于两面作战的困境。苏联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在力量对比发生有利改变后，连续组织战略反攻和进攻，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逐次围歼德军重兵集团。中国战场是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坚持持久抗战，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对太平洋和欧洲两大战场都起到了巨大的战略配合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对战略的总体谋划与协调，主要是集中主力于主要战略方向，陆军、空军和海军的战略运用与协同，经济战、能源战和交通战的运用，以及战争末期使用导弹、核武器等战略性武器的作战实践，战略实践和理论内容更为丰富。20世纪20年代，列宁在领导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以后的国内战争和粉碎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中，全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民战争思想，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支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提出了建军原则，阐明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战争和战略理论，以及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举行武装起义、建设无产阶级军队、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原则和进行国防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战略理论。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军民反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中，强调战略最重要的任务是规定基本打击方向，集中优势兵力，适时建立和运用强大的突击集团和战略预备队；组织诸军种、兵种密切协同，实施连续进攻，力求达成合围敌人重兵集团；要创造一切技术上和经济上的必要前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国防力量等，对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战略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近半个世纪美苏冷战对峙的背景下，虽然新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此起彼伏，相继爆发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东战争、两伊战争和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等。随着核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推动了战争观念、战争样式和战略理论的创新。核武器制胜论和核威慑战略成为美苏等国战略的基础，相继出现了“遏制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现实威慑战略”“逐步升级战略”“火箭核战略”“最低限度核威慑”和“有限核威慑”战略，以及应付核条件下常规战争的“低强度冲突”和“有限战争”理论等。代表作有美国基辛格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布罗迪的《导弹时代的战略》、柯林斯的《大战略》，英国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和苏联V.D.索科洛夫斯基的《军事战略》等。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各种军用航天器的出现，美苏之间展开了一场以发展空间武器为重点的对抗与竞争，以确立太空优势、实现空间控制为重点的太空战略开始萌芽，如建立“天军”或发展“航天部队”，提出“星球大战计划”等太空战理论等。代表作有美国格雷厄姆的《高边疆――新的国家战略》等。注重应对高新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成为世界许多国家战略谋划的主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相继爆发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对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产生深刻影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武装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发生，国际恐怖主义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形成现实威胁，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广泛应用，引发了一场世界性的新军事革命，战场环境、战争手段等发生了深刻变化，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方向发展。世界主要国家普遍进行战略调整，以谋求新的战略优势。在战略指导方面，美国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变“前沿存在”为“前沿部署”，调整全球态势，战略重心东移，突出强调全球利益和军事力量的作用；并提出“空天一体”“网络中心战”“空海一体战”作战新构想，“基于能力，概念驱动”，建立航空航天远征力量，加强网络电磁空间部队及其能力建设，塑造未来部队，以图巩固美国的军事优势，确保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俄罗斯调整核威慑战略，深化太空作战理论，建立可靠的“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发展多重能力，提高核力量的整体水平；按照能应付各种规模战争和武装冲突的要求，强调实施联合作战和信息战，加强空天防御和反恐作战能力。英国、法国、德国等也着手制定战略计划，发展适应新军事革命要求、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战略武器系统，强调通过“系统集成”提高未来信息化战争的整体作战能力。日本“专守防卫”战略已发生变化，其军事力量职能也由以本土防卫的“内向型”转向外部干预的“外向型”，努力实现其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战略转变。印度提出最低限度有效核威慑战略，组建陆、海、空“三位一体”核打击体系，把建立现代化的远洋攻击型海军作为实现“印度洋控制战略”的主要途径。世界许多国家都在积极研究新的战略理论，根据信息化条件下战争、战役、战斗相互融合的特点，强调战略决策、战役指挥和战术行动相结合，突出“兵力投送”“快速反应”“远程攻击”“精确打击”等作战理论，确立了多维空间整体作战及争夺制信息权的战略思想。

21世纪，随着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一场持续、深入的世界性新军事革命正在兴起，引起军事力量和战略手段的深刻变化，战略理论面临着新的挑战，战略也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军事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军队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和作战理论产生革命性的变化，促使战争不断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其实质是将信息技术优势与先进的作战思想紧密结合，并推动军队建设和战争方式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战略理论的发展必须充分反映信息时代的要求，战略研究内容和范围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以信息化为核心的新军事革命，将对战略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信息化战争将成为战争的基本形态。随着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信息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要素。从世界范围看，信息网络及其运用已成为战略手段，信息战武器将成为与核、化、生武器相提并论的大规模破坏性武器，保卫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将列为国家安全的关键利益因素。各主要国家均从战略高度认识信息安全的重要性，采取切实可行的信息安全战略对策，建立具有自卫和对抗能力的信息安全系统，努力探索与信息时代要求相适应的信息安全战略理论，将创新和发展适应信息时代要求的战略体系列为当务之急。进入21世纪，国际形势和世界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出现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世界主要国家均抓紧进行战略调整，研究并制定适应新的国际格局的战略。超级大国凭借强大的军事高科技优势，在全球加紧推行扩张战略，力求确保在新的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建立其领导下的“世界新秩序”。其他强国也相应地进行战略调整，力求在新的世界多极化的战略格局中，争取更多的国际事务发言权，提高本国的国际地位，创造和保持有利于己的战略环境。世界局部地区的热点和矛盾突出，国际恐怖主义成为新的威胁，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将是战略运筹的重点。

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的发展变化，是制定战略的主要依据和影响战略转变的重要因素。未来战争将受到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地缘诸因素的更加严格的制约。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环境和作战条件，将使战略适应战争和国防建设实践的时间跨度更加缩短。平时国防和军队建设，以及战时战略指导将面临许多新课题。必须适应国际战略格局的根本性转变，以现实问题为重点，预测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趋势，创新和发展遏制战争、维护和平的战略理论，注重研究信息化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理论，以适应国际战略形势发展的需要。

当代军事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战争面貌，导致了新的战争样式和战略手段不断出现，极大地强化了军事力量的功能。高新技术武器装备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和杀伤威力及其很强的作战适应性和可控性，使其同时具有战略威慑和实战打击的双重能力。战争要素信息化、战场对抗系统化、作战空间多维化和作战手段一体化将成为信息化局部战争的基本形态，非线式作战、非对称作战和非接触作战将成为信息化局部战争的重要模式。空间技术、光电技术、气象技术、遥感技术等高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太空战、信息战、环境战等新的作战样式和手段出现；各种高技术武器装备的出现，使作战行动波及外层空间和深海领域；激光武器、无人驾驶武器、深海武器和机器人等新概念武器的广泛运用，将出现“太空战争”“深海战争”“机器人战争”“无人战争”等新概念战争，不以杀伤敌人为主而以“震慑”对方为主的“零伤亡战争”亦将成为可能。人类对太空的依赖性和迫切性与日俱增，传统的航空力量将发展为航空航天力量，争夺“制空权”将向争夺“制天权”转变，太空将成为“发射能量的战略高地”，进行“太空控制”和争夺“太空优势”将成为新的战略制高点，陆、海、空、天、网络电磁一体化的联合作战将成为主要战争样式。当代战略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已经成为战略理论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未来信息化战争的实践将加速检验和发展战略理论，战略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手段不断增多，与科学技术的关系将更加密切。战略研究方法从以定性分析为主，逐步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并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数学模型、模拟方法和专家系统等新的手段和方法，使战略理论研究得以进一步发展。探索以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战略理论和作战方式，将使战略指导的范围进一步拓宽，新的战略思想和理论将不断出现。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信息技术成果，充分发挥信息化武器装备威力的新作战理论，将成为战略研究的重点课题。

战略的产生和发展以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为基础，始终受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的影响，并受国家利益、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和地缘等因素的制约。

国家利益通常由国家领土、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和国家尊严等要素构成，对战略起决定性作用，是战略指导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国家利益是考虑国家间战略关系的最高准则，是决定一个国家战略走向的基本依据，也是决定战争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依据国家利益实施战略指导，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着眼国家的长远利益，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把本国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政治对战略起着统领和支配作用，决定战略的性质和目的，赋予其任务和要求，制约和影响战略的制定、实施和调整。战略服从并服务于政治，战略指导者在制定和实施战略时，必须从国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敌对双方的政治背景、政治目的出发，并善于运用政治手段，千方百计地去完成政治赋予战争的任务。在信息化局部战争中，政治与战略的联系更加密切，军事行动越来越受到政治的严格制约和限制，其结局势必要回到政治解决的方式上来。

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是爆发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基本动因。制定和实施战略，必须考虑敌对双方的经济状况。战争和军事力量以一定的生产力为基础，并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经济推动战略的发展，提高战略对环境变化的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增强作战手段的选择性。战略所追求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经济制约战略目标、战略方向、战略重点和战争规模的选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各国经济利益的相互依存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对战争的作用日益显著。战争的高投入、高消耗和高风险，也不容许战争长期拖延或任意扩大。

主要是军事力量、军事思想以及战争实力和潜力等因素。军事力量的强弱，对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活动方式及其结局有重大影响，对能否完成战略任务、达成战略目的起直接作用。军事思想先进与否，对能否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战略，取得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战争实力和战争潜力是战略谋划的客观物质基础，是打赢战争或遏制战争、达成战略目的的基本手段。制定和实施战略，要运用先进的军事思想，力求正确估计敌对双方的军事力量，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地增强战争实力和潜力，为完成战略任务创造条件。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推动军事领域产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力量。战争双方的科学技术水平，是制定和实施战略的重要依据。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使军队的侦察监视能力、指挥控制能力、立体机动能力、精确打击能力、全面防护能力和快速保障能力大为提高，并使战争的爆发方式、规模、强度、持续时间和结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有力地促进了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与战略理论的发展变化和更新，为实现战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技术基础。

战略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与文明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文化心理在战略领域的集中反映，具有历史延续性、文明关联性和价值观念的主导性等特征。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因不同的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传统观念，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升华中形成的独特的战略思维方式。战略文化传统对现实战略具有潜在意识和历史文化情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战略环境的判断、战略目标的确定和战略手段与战争样式的选择上。

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土幅员、国界、人口、经济、文化、自然资源、交通、边（海、空）疆和战略空间等状况，影响军事力量的强弱及效能的发挥。对地缘战略环境作出正确判断，是战略决策的重要条件。国家地缘战略关系、地形、气象、水文和周边的地理环境，对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乃至对军种兵种建设、武器装备发展方向、战场建设、作战行动、战略指挥和战略思想都有重大的影响。必须重视敌对双方的地缘战略因素，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力求使武器装备、作战形式和方法与国家的地缘战略环境、战场的地理特点相适应。

战略是国家根本性的军事政策，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国家总路线方针政策在军事方面的具体表现和主要依据，也是国家关于战争准备与实施的策略、原则的集中反映，是运用武装力量支持和配合国家进行政治、经济、外交和科技等领域的斗争，以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保障。不同历史条件下，国家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和发展目标，战略在国家战略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不尽相同。战略只有符合国家战略的总体要求，并与其他领域指导方略相互协调，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也才能为共同实现国家战略的总目标发挥应有的作用。

战略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它要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繁荣昌盛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证。战略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作为其基本的历史使命，具有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分裂的双重职能。根据国家战略利益的要求，它既指导武装力量的运用，也指导武装力量的建设；既指导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赢得战争的胜利，也指导遏制和防止战争，维护和平；既要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又要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有效地支持国家的外交斗争，维护国家权益、国际地位和尊严。

战略制定的正确与否，决定战争的胜负，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辱兴衰。战略对战役法和战术具有指导作用，同时战役法和战术对战略也有着重要影响。

二、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是应对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目的

战争及战争准备，不仅涉及军事，而且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必须有一个包涵军事的国家战略特别是国家安全战略。战略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战争基于它的全球战略，维护其根本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基本目标是获取全球事务的“领导权”。尽管冷战后美国几届政府基于不同的国内外环境对其全球战略做出了一定调整，但其全球战略的核心，即实现和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全球霸权，并未改变。

1.防止苏联“后院”点火——入侵格林纳达。1983年10月25日至12月15日，美国与加勒比海国家的军事同盟对格林纳达进行军事入侵，作战代号为“紧急狂暴行动”。经此一役，美国将格林纳达从苏联阵营中抢了回来，巩固了对加勒比地区的掌控权并重挫了苏联、古巴在中南美洲的影响力，进一步稳固了“后院”，有效的防止了第二个古巴的出现。

2.稳固“后院”——入侵巴拿马。巴拿马运河条约签订后十年，即1989年12月，老布什政府对巴拿马发动战争，行动代号为“正义之师行动”。美国海军陆战队和陆军突击队的突袭使美国迅速赢得胜利，并且俘虏了当时巴拿马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此役继续巩固了美国对中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控制力，以及美国对巴拿马运河周边地区的掌控，而此时的苏联内外交困，也再无能力插手中美洲事宜。

3.能源争夺——海湾战争。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多年的冷战，最终以美国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两极格局的中止也意味着美国的战略重心由“两极争霸”转向“维护一极独大”，由武力争夺转向经济霸权。一方面，彻底解决“苏联之患”，美国继续向俄罗斯施压，并开始插手东欧事宜。另一方面，继续保持美元的霸主地位，强化美国油美元策略，美国的战略视线开始移向石油主产区——中东。

4.打击欧元——科索沃战争。1998年2月至1999年6月，美国发动了科索沃战争。纵观此役，美国不仅希望通过战争达到了控制巴尔干地区的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元的强势崛起正在对美元的霸权地位构成威胁。美国绝不接受其他货币的挑战，科索沃一战，也为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威胁到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

5.进军中亚，威慑俄、中、伊——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后，小布什上台，美国政府开始极力推动冷战思维，把战略重心从欧洲转向亚太，美、中关系从昔日的“致力于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转为竞争对手。实际上苏联解体后，美国实际上一直未完全放弃冷战思维，一直在警惕下一个苏联的出现，假象目标即俄罗斯与中国。美国政府先后制造大规模驱逐俄罗斯外交人员、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在台湾问题上立场强硬，对台军售大幅升级，并声称要“用武力保卫台湾”等，蓄意挑起国际争端，制造紧张气氛，进而伺机而动。9·11恐怖袭击给了美国无可挑剔的借口，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从此“邪恶轴心”成了美国惩罚一切影响美国利益国家的完美借口。阿富汗地处亚欧大陆腹心，是东亚、南亚、西亚、中亚四大地缘势力的交汇之处。东、西、中亚，分别威胁中国、伊朗、俄罗斯。冷战时期，阿富汗曾被前苏联占领长达10年。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依然在中亚地区（阿富汗和中亚五国）拥有无可匹敌的影响力。一旦中亚落入美系势力之手，俄罗斯庞大而虚弱的北亚板块将面临严重威胁。对于中国，美国一直在东南部构建第一岛链包围中国，西部一直是这一包围圈的短板，一旦占领阿富汗，将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合围。而伊朗的整个东部均与阿富汗接壤。美国若能妥善经营阿富汗，便可以以此为基，从海陆两个方向对伊朗形成夹击。另外，里海丰富的油汽资源对美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控制阿富汗可以为打通里海输油线路创造有利条件。

6.终结石油欧元——彻底入侵伊拉克。2000年欧元推出后，萨达姆以为抓住了时机，计划与欧洲合作，开始用欧元为石油计价，并接受欧元作为石油结算货币。这触动了美国的根本利益。2003年3月20日，美国借反恐契机，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拉克拒绝交出子虚乌有的生化武器为借口，趁机清除反美政权，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从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时间凌晨 5 点半）起，美英联军向伊拉克发动号为“斩首行动”和“震慑行动”的大规模空袭和地面攻势。美英联军凭借空中优势和机械化部队，先后攻陷巴格达和提克里特等。2003年4月15日，美军宣布已控制伊拉克全境。美军攻占伊拉克全境后，初建立的伊拉克临时政府就急匆匆的颁布第一道法令，即宣布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改用美元进行结算，而不再使用欧元结算。

7.泛非货币的挑衅——利比亚战争。美国国务院2016年解密了部分前国务卿希拉里的邮件，其中包含卡扎菲政府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内容。邮件称，卡扎菲执政时，利比亚政府持有143吨黄金储备，卡扎菲欲借此创建一个泛非货币，与全球现行的美元系统相对抗。邮件还显示，利比亚巨大的石油产量，也是美国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政的原因。通过邮件解密，不难发现一个催动美国动武的理由，即石油资源与石油资源支持的国际通货。卡扎菲无疑也企图动美国的奶酪。但仅凭远不具气候的所谓泛非货币，还不至于让美国急于动武。关键在于利比亚地处地中海南岸，其隔海相望意大利，是沟通亚非欧三洲以及大西洋、印度洋两洋核心的通道，还有着最优质的原油资源。中、法、英等国在利比亚都有石油开采投资。地处战略要地，还有丰富的石油资源，而且还试图挑战美元霸权，已达到美国动武的必要条件。美国正好还可以借其离英法都比较近，唆使法国带头，避开国际社会的指责。

8.防止俄罗斯的中东扩张——叙利亚空袭。自2011年3月起，叙利亚局势从示威游行逐步升级至武装冲突。至2014年9月，欧盟及其成员国与美国的目标是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推翻巴沙尔政权。在此期间，叙政府军节节败退，一度控制的地区仅占国土面积的20%。2015年9月底俄罗斯以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名义，开始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战事发生“转机”。在俄空军支援下，叙政府军转守为攻。倒向俄罗斯的叙政府开始收复失地，这对于美国来说一定是坏消息。随后美国开始增兵叙利亚，以协助叙利亚北部库尔德武装发动针对“伊斯兰国”军事行动为名，完成了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部署。美国没有强力干预叙利亚局势，叙政府军得已节节胜利。2017年3月，叙利亚政府军重新收复2016年12月11日沦陷极端组织之手的巴尔米拉古城。2017年4月，美国以化武袭击为借口向叙利亚一空军基地发射 50 多枚巡航导弹。随后2018年1月底，叙利亚政府军宣布正式收复了位于伊德利卜省东部的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2018年4月，美英法三国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再次对叙实施“精确打击”，对大马士革和城外目标发射了约 110 枚导弹。对美而言，出兵叙利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美国和沙特的势力掌控叙利亚，对俄罗斯的进军中东将是一次重大打击。况且欧洲的能源咽喉绝不能掐在俄罗斯手中。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开启了所谓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浪潮。此浪潮同样席卷了叙利亚。叙利亚的内战也逐步引来不同外部势力在本国领土上的争斗。俄罗斯企图趁机控制叙利亚这个战略要冲，扩大在中东的势力范围，继而将美国挤出中东。美国则除了决不放弃的石油外，更主要的是防止俄罗斯的中东扩张。

近年来，美国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奉行单边主义政策，挑起和加剧大国竞争，大幅增加军费投入，加快提升核、太空、网络、导弹防御等领域能力，损害全球战略稳定。

美国白宫2022年2月11日公布总统拜登任内第一份区域战略报告。报告表示要向印太地区投入更多外交和安全资源，以抵制被其指试图在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的中国。报告还特别指出，美国将和区域内外伙伴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包括支持所谓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声称确保一个台湾人能依循其意志与最大利益和平决定未来的环境。

三、军事战略是应对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遵循

军事战略是筹划和指导军事力量建设和运用的总方略，服从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

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战略是政治的选择，涉及的是对立的民族、国家、阶级或政治集团根本利益的较量，为其政治目的服务。

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对抗性。在信息化战争条件下，战略的对抗性更具有谋局造势与综合威慑相结合的特点，强调军事斗争和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斗争的整体配合，并将这种对抗和较量贯彻始终。

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预见性。战略的预见性是对战争的时机、样式、规模、方向、进程和结局作出的预先判断。它是战略指导能动性的源泉，是战略谋划的前提和决策的基础。战略指导者要依据历史和现实，把握时代的特征，从实际出发进行科学的前瞻性思维，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国际国内战略环境以及敌对双方战争诸因素等可能的发展变化，对战略环境、敌对双方战略意图、战略力量的消长等进行深入综合分析，得出科学结论，以明确现实的和潜在的斗争对象，科学预测和正确判断面临威胁的性质、方向和程度，揭示未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

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谋略性。战略是战争指导者基于客观情况提出的克敌制胜的计谋和策略。战略指导的艺术性就在于其谋略性。它是以一定物质力量为基础的战略智慧和谋略水平的竞赛，是变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指导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高超的谋略可以有效地遏制对手，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创造性。战略指导者要在客观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多谋善断，料敌定谋，灵活多变，出奇制胜，以智谋取胜。战略指导艺术本身就是一种创造，创造性是战略的灵魂。战略反映不同的国家民族、地缘环境、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背景影响下所形成的传统观念和历史经验。历史的经验值得重视，优良的战略传统要加以继承和弘扬。继承不是因循守旧，必须在继承和汲取中创新，但凡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定的战略计划往往以失败告终。已有的经验、既定的方案、成功或失败的战例总有其局限性，创造性则是对因循守旧的否定。战略指导者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性，依据发展变化的战争实际，实现对战略传统经验的超越，不断用新的创造来夺取战争的胜利。

军事战略具有鲜明的相对稳定性。战略必须随着战争和武装力量建设的发展而变化，但由于战略处于战争指导和武装力量建设领域的最高层次，指导范围广，影响重大而深远，是一切军事活动的依据和准则。因此，战略具有相对稳定性，体现在其战略指导对象、指导原则以及战略目的、任务、方针和手段等基本内容的相对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