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10周年：武昌首义那一枪

在1911年这个历史的时间点上，两条向前纵深的线条，在武昌江边有了决定性的相遇。一条可以看做武汉自身的城市迈进史，另一条则是大的清末时局在此时唯剩喘息之声，颓势难挽。长江和汉水交汇划分而成的武汉三镇，此时已由古城向近代都会有了跳跃式的发展。1911年之前的40多年，汉口开埠以及张之洞新政为这座城市划上了影响深远的坐标。如今寻找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汉留下的痕迹，亦似在寻找这座城市在19、20世纪之交的模样，以及它介入到历史最惊心动魄的那一章。

偶然“第一枪”？

从武昌江边向黄鹤楼屹立的蛇山边寻踪，基本描绘出了1911年10月10日那个惊心动魄夜晚的故事场景。辛亥首义以来的100年，武汉的城市格局早已经历若干次拓展与整修，而“首义文化区”或许因其地处长江大桥进出武昌的通道处，距大片商业区和居民区有一定距离，得到了比较完整的保存。

阅马场占地28亩的“红楼”就在黄鹤楼脚下，因显著的红色外观而得名，成为辛亥首义最知名的文物。起义前这里是清政府的湖北省咨议局，起义后立即成为湖北军政府所在地。仅从附近横竖交错的道路名字来看，就可对方圆两三公里内发生的故事猜出个大概。

辛亥革命期间，晚清官员们骑马逃离天津。（摄于1911年）

红楼前的“彭刘杨路”是为纪念1911年10月10日清晨被害于湖广督署东辕门内的3位烈士，三人就义的消息传到军营，进一步激发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决心。2公里外的“张之洞路”由“紫阳路”改名而来，恢复了此路1936年的名字，是纪念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之位近20年，为湖北练新军、办学堂、大兴工业所做的贡献。组练新军是张之洞的“身心性命之学”，他整军经武，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却客观上为起义武装提供了最核心的力量。

武昌首义的偶然性总是被提及，而这打响“第一枪”的历史角色交给了紫阳湖边的工程第八营。第八营正在“张之洞路”上，附近道路有“首义路”、“起义街”、“起义后街”等见证当年历史。第八营的遗址旁边的社区名和道路名仍旧以“工程营”命名。

“第一枪”的猝发，与起义意图的意外暴露直接相关。偶然性从1911年10月9日俄国租界内的汉口宝善里14号炸药错爆说起。这天下午起义负责人孙武等几个人正在检验炸药，却失手发生爆炸。据研究者冯天瑜向本刊记者考证，孙武所用火药应为1909年同盟会员汪精卫、黄复生等为刺杀由两江总督调任直隶总督的端方所备，刺杀未果，他们离汉前将炸药及弹壳交给了孙武。至于意外的发生，一种说法是革命党人刘公的胞弟刘同吸烟引起，一说是孙武配置炸药时硫磺过多所致。这次失事使得俄国巡捕涌入搜查，找到了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等物，起义败露。而从后来披露的沙俄驻华公使的报告来看，宝善里一带已在清政府和俄国驻汉口总领事的监视下，炸药着火促使了当局更果断的破获措施。

本来就在当年9月底10月初，湖北革命党人的军事指挥部已经做出10月中旬起义的决定。宝善里事败后，在武昌小朝街85号的军事指挥部里，领导人蒋翊武、刘复基等决定10月9日夜半赶紧发动起义。然而，深夜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带兵围捕小朝街，第二天凌晨被捕的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被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湖广督署正在武昌江边，旧址不在，是今天武昌造船厂所在地。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三烈士，在他们的就义之地建起了“三烈士亭”。

1911年，进入汉口的清军侦察骑兵。

1911年10月9日夜，武汉三镇的气氛变得空前紧张，一时间“使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破武汉秘密机关”。湖广总督瑞澂自认为挫败了革命党人的意图，一面布告武昌全城“可以安堵一方”，一面向清廷发电告捷，获得复电奖谕。

直属第八镇的工程第八营，是湖北新军最先成立的部队，装备较优。据考证，至武昌首义前夕，党人百余，约占全营三成，加上受影响者，已为多数。从共进会第八营营代表熊秉坤等人的回忆录来看，他们原本根据小朝街军事指挥部的指示，在10月9日夜等待南湖炮响，立即行动。然而整夜不闻炮声，反而在天明得知彭、刘、杨三人遇害的消息。熊秉坤于是秘密约集同志，决议于10月10日15时晚操之际发动，然而当天突然停止晚操，几个党人又决定晚19时发难。革命士兵既知道起事时间定于10月10日傍晚，整装以待。傍晚，二排长陶启胜带护兵查铺至六棚，发现六棚正目（相当于班长）金兆龙荷枪实弹，大惊，直前欲夺金兆龙枪，两人扭打起来。根据熊秉坤1912年追述：“金见事败，疾呼曰：‘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中一会员程定国（即正瀛）持枪开击……”这一枪击中排长陶启胜，接着程正瀛又开枪击毙军官多名，全营震动。

历史上很长时间将熊秉坤看做打响“第一枪”之人。冯天瑜告诉本刊记者，武昌首义后，熊秉坤本人曾向湖北革命实录馆提交纪实文字，清楚表明他听到二排宿舍扭打声、枪声大作后，方下楼吹响哨笛，集合队伍。后来由于首义在民国开国史上的意义日益彰显，1914年熊秉坤在日本东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时，孙中山指着他向在场者介绍：“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熊一枪”之说广为流传。冯天瑜认为，这是从宏观角度称熊秉坤为首义机构的代表人物，但真正打响第一枪的是程正瀛。

起义路线

起义计划事先败露、“第一枪”在仓促当中打响，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使得武昌首义看似极为突然。但是如果细究起义当夜的路线图以及严明的战斗纪律，局外人反而会为湖北革命党人在起事前所做的细致工作感到意外。

从起义的地理格局看，工程第八营驻扎在武昌城内东侧紫阳桥附近的分水岭，东与驻扎右旗的二十九标、三十标相对，中隔陆军测绘学堂。张之洞精心设计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书院——两湖书院，在武昌城内都司湖（今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音乐学院），环置斋舍200间，调取湖北、湖南诸生入院肄业，紧邻清政府在湖北最高首脑机关督署。这一带既是清政府的机关集中地，也是张之洞大力兴办新军、学堂的核心区域。

而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发展的力量，早已大大超过清廷的预计。据学者研究，1911年10月10日当天湖北新军的状况是：驻扎武昌城内及城郊的各兵种标营及各军校学生共约7000名，参加首义者约4000人；站在起义对立面的，约2000人。此外，驻扎武昌城内及城郊约有1500名警察和1000名巡防队，多站在清方一边。

1911年汉口，清军水师巡洋舰为镇压起义新军开炮导致大火。图为俄国领事馆后面的一座仓库中弹着火 。

据推算，10月10日夜至10月11日晨，革命军与清军对战，双方各拥兵力四五千人，但党人切断电话线路，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等无法对部队调动指挥。当党人掌握的炮队从蛇山和楚望台、中和门、保安门向督署开炮后，瑞澂便断定大势已去，决计逃走。

虽然工程第八营的起事有临时起变之意，但是从事后一份记述革命士兵与清军长官直言起义设想的材料来看，起事者对于进攻路线已成竹在胸——

直属第八镇的1911年9月，新军党人各标营代表聚会武昌蛇山抱冰堂，确定各标及直属营党人代表名单。名为周定原的工八营左队司书生，共进会员，曾于首义前夕某日，与左队队官吴兆麟商讨机要，相互议及：

大凡攻入之国，必先攻其首都。今之督署，非首都欤？将用坑道法轰击之，其在署旁纵火以进取之，当先占领楚望台子弹库，以城内之步兵守城，阻遏巡防队之窜入，以城内二十九标汉兵，牵制三十标骑兵，大事可成。

具体到历史现实，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熊秉坤率领四五十人，跑步奔向楚望台军械库。在过右旗营房西营门时，熊依原计划放了3枪，召唤驻扎右旗的各标营起事。紧接着工八营参与发难的共约300人，成为占领楚望台军械库的主力。

军械所内的仓库里既有汉阳兵工厂20多年所制造的未销售出去的枪炮子弹，又有历年来所购买的外国枪支弹药。至10月10日的最后一次举义前的督练公所统计，库内已存德国、日本及汉阳造枪械5.9万支，另存有124门大炮及大量弹药，为当时国内最大军火库之一，而且正是工八营派队驻守楚望台军械库。如今出工八营旧址，沿着“首义路”往南仅800米即可到“起义门”城楼，楚望台和军械库旧址在城楼边200米的高处。

20世纪初，武昌还有完整的城墙，墙壁坚固，高3丈有余，方圆数十里，有10座城门，城外壕沟深二三米。城内蛇山横断东西，城楼上设有炮台，街巷纵横，易守难攻。如今10座城门仅剩与辛亥革命相关的“中和门”，早已改名“起义门”。

事实上，10月10日晚，武昌城外塘角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在当晚19时多发难。而城内工八营在晚20时左右的“第一枪”影响重大，又率先抢占楚望台军械库，两者均被视为武昌起义的发难单位。工八营抢占楚望台，引起各标奋勇起事。城内距离相当近的二十九标、测绘学堂、三十标、四十一标、陆军第三中学等纷纷响应，城外的炮八标、三十二标、马八标也参与起事。

1911年，在武昌起义战斗中被抬下的伤员 。

先后前来楚望台集结的各标营起义士兵共约3000人，熊秉坤只是一个相当于班长的正目棚头，自知难以服众，紧急之际，起义者汪长林找到了左队队官吴兆麟，推举他为革命军临时总指挥，熊退居副职。决定以楚望台为起义军临时大本营，有组织地发起进击督署的攻势。

据当时报纸报道，10月初湖广总督督署可谓重兵云集，总督瑞澂深知新军不可靠，但又不得不用以护卫。10月10日晚革命军发起第一轮进攻，但因为秋风夜雨，兵力不足，无功而返。第二轮开始放火助攻，逼走了坚守的第八镇统制张彪。第三轮进攻中，“乾记衣庄”的店主为了助革命军放火，拿来煤油。一时间士兵纵火，火势冲天，能照清几里之外的督署前门高杆。于是蛇山炮队，连声命中，瑞澂出逃，龟缩到楚豫舰上。

接下来起义军的目标是位于今天武昌司门口的藩署。藩署为武昌“四大衙门”之一，是湖北布政使衙门和藩库所在地，湖北全省现金均汇于此。藩库装满银锭、银元、台票，但是起义士兵不私掠分文。很快官钱局、铜币局、邮电局及各个城门、学校等重要处所，都由起义军占领。到了11日正午，武昌全城光复，当天上午黄鹤楼上就飘飞起起义军军旗——十八星旗。

“种豆得瓜”

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于1912年4月来武汉访察，感慨正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准备了人才条件，故提道：“以南皮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寻找武昌首义的若干因素，往往与张之洞在武汉留下的痕迹相重合。19世纪90年代以前，武昌城市空间基本上是延续古代格局，城墙内发展的同时继续在城墙外东西两个方向扩张。张之洞兴办洋务，在武昌城南滨江一带，相继创设布、纱、丝、麻四局等一批近代化工厂。1900年，张之洞因修筑粤汉铁路，奏请将武昌城北滨江一带，即武胜门以北至徐家棚，划地3万亩，作为自开口岸，筹设商场局。这样，武昌城区便突破城垣，朝南、朝北双向沿江扩展。

如果说湖北革命军以一次起义而突然闯进历史的花名册，张之洞在湖北苦心经营了近20年的新政，则为这种变革提供了客观土壤。辜鸿铭晚年曾发表过蕴含机锋的妙语：民国成立，系孙中山与张香涛（即张之洞）的合作。张之洞的学生张继煦在《张文襄公治鄂记》中提到的“种豆得瓜”理论最为著名：

抑知武汉所以成为重镇，实公（指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动中外之试听。有钱官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素所培植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皆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

开端于1901年1月的“清末新政”，是慈禧以光绪皇帝名义下诏变法，试图挽救局势于危亡。1901～1905年颁布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有：（一）改革军制，组训新军；（二）振兴商务，奖励实业；（三）废除科举，育才兴学；（四）改革官制，整顿吏治。清末新政参与最深的是张之洞与袁世凯。张之洞督鄂（1889～1907）年间，湖北逐渐成为后期洋务新政的中心地区。一般地方大吏几年便要轮换，唯独李鸿章分3次任直隶总督一职24年之久，再就是张之洞连续治鄂18年。

( 张之洞 )

张之洞于1890年将在广州筹建的枪炮厂移往湖北汉阳，枪炮厂初有工匠1200多人，到1904年发展到4500多人。该厂能够制造毛瑟枪和克虏伯快炮。到1907年，湖北枪炮厂分厂林立，报清廷批准改为汉阳兵工厂。该厂所造德国1888年式改良5响毛瑟枪，口径7.9毫米，就是清末民初饮誉全国的步枪“汉阳造”。

到1909年汉阳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计有马、步枪13万支、各种炮986门，枪弹6177万多颗……所产枪炮弹药除装备湖北新军外，一部分拨解北京，一部分协济外省。是清末民初最大规模的陆军兵器工厂。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随即将在广州筹设的铁厂迁往湖北。汉阳铁厂一昼夜出铁五六十吨，不仅是晚清中国唯一的机器炼铁厂，也是当时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企业。其技术装备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炼钢技术相比只差10年。

张之洞着力培养人才，派遣了大量留学生。1904年4月底，湖北留日学生共289人，占全国第一位。到1905、1906年，湖北留日学生更达高峰。据估计，清末湖北留日学生共计5000多人，名列各省前茅。张之洞积极开办各类书院和学堂，今天的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武汉科技大学等前身都来自张之洞时期的学堂。

张之洞按照“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寄希望于学生挽救清朝于大厦将倾，然而接触了新思潮的学生反而成为辛亥首义的领导力量。据曾任辛亥革命民军战时总司令的万廷献回忆，他曾就读的湖北武备学堂，一律公费，每月发给学生“膏火银”4两，还供给制服、礼帽、卧被等。据万家后人估计，4两银子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1500元，按当时的物价，是可以供一家农户过一两年生活的。万廷献、吴禄贞等人被武备学堂送去日本求学，在东京期间拜谒了孙中山，接触民主思想，回武汉后加紧参与武装起事的准备。

在张之洞的新政后期，慈禧开始对湖北大举兴学及派遣留学生忧虑，1907年端方由湖北巡抚调任直隶总督入京晋见时，慈禧曾表示：“造就人才的是湖北，我所虑的也在湖北。”

新军是张之洞最为看重的新政变革，他要求选取有一定文化水准的人入伍，冯天瑜提到，这在中国军制史上是空前的。

一群中国学生聚在一起查看世界地图。（摄于1910年）

革命前夜，影响全国的保路运动由两湖地区兴起，拒绝借外债修铁路。立宪派决意推倒皇族内阁，湖北饥民频频起事、会党发难、“教案”迭起。辛亥革命早期宣传的“排满”思想，在这里也深得民心。

湖北革命党人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条件，发动士兵革命。起义后军械库里弹药充足，“汉阳造”开足马力生产。张之洞为了兴办军事工业和重工业，一直为财政问题头疼，但是他保证了湖北藩署里银两充足，这些钱财也为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的开销提供了保障。

研究者章开沅分析了辛亥时期湖北社会的阶层状况，由于武汉商业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大量穷困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贫民。这些人也成为传统的天地会、哥老会等秘密结社源源不绝的后备力量。但是如果依靠这些力量来发动革命，则群众力量太分散，帮派的组织性也较差。而张之洞在武汉大办新式教育，使得封建知识分子加速分化。秀才当兵在当时的湖北成为普遍现象，据辛亥老人回忆，1905年新军在黄陂募兵，入伍的“九十六人中，就有十二个廪生，二十四个秀才”。因为一般乡村农家子弟，既不能再在私塾读书，又无力进入新式学堂，更无土地可耕，于是纷纷投入新军。所以有的革命党人说，“武昌起义实际上是湖北的士兵革命”。而会党的传统经验、新军的组织系统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方法都成为湖北革命党人的学习对象。

作为地方部队的湖北新军，所受清廷控制比较松弛，张之洞、张彪等湖北当权者虽然也注意防范革命党潜入新军，但为了不致引起朝廷指责和干预湖北事务，他们对党人的活动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张之洞不是军阀型人物，并未孜孜于将湖北新军建成私家武装。相较于北洋新军作为清廷的中央军，袁世凯力图将其造成私家武装，固结死党，兵众每日对其磕头行礼，使士兵养成“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湖北新军是清末唯一兼具这样两方面条件的部队：既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新式军队，又驻扎在现代都会，加之主管者张之洞少有军阀诉求，使得湖北新军在清末八年间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与组织活动的良好场所。

另外，湖北新军的驻地特征，也是革命党得以在其间活动的一个条件。湖北新军除少数标营散布在乡镇，多数标营驻扎在武昌城内及城郊。这与北洋六镇驻扎在封闭的直隶及东北乡村颇不相同，能够做到一呼百应。1907年成立的共进会，在湖北的主要领导人是孙武。孙武等人发现会党纪律散漫，不易统一指挥，盲目举事反而引起湖北当局严密监视，于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军队。孙武明确指出，只有运动军队，把清军一队一队、一营一营、一标一标争取过来，才能以固有的组织和现成的人，为革命工作。这一行动方针被称为“抬营主义”。

到了辛亥革命前夕，湖北新军一镇一混成协，相当于今天的一个师加上一个独立旅，共1.7万人。据谨慎统计，直接加入湖北省革命团体文学社的达2000多人，加入共进会的人数也相当。站在清方一边的仅千余人，其余处在中间状态。

章开沅分析说，湖北的革命党人的特点是不务虚名专做实事的实干家，所以很多外省人看到湖北的革命党人风云际会不可一世的这些英雄豪杰都不太相信，说这些人不都是很像乡下教书的先生一样吗？穿个破破旧旧的长袍子，也不大会演说。但是偏偏这些人做得很扎实，不管是宣传工作还是组织工作，做了大量的扎扎实实的工作。

历史合力

作为研究者，冯天瑜更多看到的是武昌首义的“偶然寓于必然之中”。他向本刊提道：“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及时建立新政权；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40多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宝贵时间……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这种辛亥革命的历史合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廷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各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章开沅也提道：“从历史的事实来看，真正的革命者其实很少。参与革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裹挟者。当时的社会并不具备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条件，这样就只能以妥协告终。”

在武昌首义前后过程中，这几股不同的力量并非一般人想象中剑拔弩张式的对抗，而是在历史的转折中巧妙地寻求权力平衡中自身的最大利益点。武昌起义能够事成，与各股势力顺应清王朝倒塌的决心不无关系。

1912年，一名新军官员在军乐队的陪同下走村串巷招募新兵 。

武昌阅马场的红楼，起义前是清政府在湖北的咨议局，1910年才刚刚完工，采用日本议会建筑图样，屋后空地建议员公所。宣统元年（1909年）举行咨议局选举，这次选举的选民人数11.3233万人，仅占当时湖北全省人数2500多万人的0.38%。作为“民选”，在中国土地上是破天荒第一遭。湖北咨议局在省内的日常性议案，主要有“兴办教育”、“整顿吏治”、“发展实业”诸项。

而黎元洪作为新军协统，起义后被推举为都督，看似偶然，民间也用“床下都督”的典故来形容黎元洪被起义军推上政治前台时的狼狈。但事实上，湖北最主要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在1911年四五月间都商议过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决议。湖北应城人、三十一标正目、共进会员刘九穗所说的请黎三利：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冯天瑜强调，黎元洪是湖北新军高级军官中最积极支持保路运动的人，帮助呼吁筹款，因此与立宪派也有非常好的关系。

1916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成立5周年，新上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决定隆重庆祝。图为黎元洪准备上马前往阅兵场 。

起义后的第二天，即1911年10月11日下午，起义士兵找到黎元洪后，在咨议局里选举都督的会议正式开始。黎元洪毫无争议地成为都督，汤化龙为湖北民政总长。起义军的想法是：黎、汤两公为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

革命军的临时起义得到了全国性的响应，武汉本地的战斗最为激烈。在1911年10月18日至11月27日，起义军民为抵抗清政府镇压的41天阳夏保卫战中，汉口大量街市被清军大火焚毁，损失惨重。研究者皮明庥告诉本刊记者，武汉在阳夏保卫战中的死亡人数约为1.5万人，各路援军云集武汉、普通市民纷纷入伍抗击清军，成为辛亥革命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武汉这座城市为辛亥首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来源：三联数字刊2011年40期

作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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