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第一杀手被中野军曹一脚踢翻生擒，刘安国一招把郎本少将打哭

摘要军统第一杀手被中野军曹一脚踢翻生擒，刘安国一招把郎本少将打哭 #头条创作挑战赛##妙笔生花创作挑战#我们看电视剧《特赦1959》，就会发现很多人物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而且影视...

军统第一杀手被中野军曹一脚踢翻生擒，刘安国一招把郎本少将打哭

#头条创作挑战赛##妙笔生花创作挑战#我们看电视剧《特赦1959》，就会发现很多人物都是以真名实姓出现，而且影视形象也跟历史人物比较吻合：王耀武是集憨厚与精明于一身的山东大汉，黄维十分倔强且书生气十足，杜聿明被老蒋使唤得重病缠身，在功德林里才全面康复。

《特赦1959》中也有几人是以化名出现：经常算卦也经常算错的蔡守元，其历史原型是桂系有名的罗盘将军张淦；两番话撂倒杜聿明和王耀武两个司令的刘安国，其历史原型是参加过南昌起义、后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东北办事处处长，被俘时是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的文强。

刘安国在电视剧中比较强壮，文强在史料中也很厉害——就是有军统第一杀手之称的陈恭澍，要是真打起来，也远不是他的对手：同样是在上海潜伏、战斗，陈恭澍被一个鬼子军曹一脚踢翻生擒，而文强却能在电光石火间，把穿着少将军服的鬼子一招制服并骑在头上打哭。

据文强回忆，他和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是经常见面的：“上海二区的区长陈恭澍是个少将，黄埔第五期的，在北伐时号称八大金刚之一，后来带着四个行动大队在上海杀汉奸。另外还有一个区长负责情报，两个区长互相不能联系，不能见面，戴笠规定由我每个礼拜与他们两个分别见面一到两次，每一次都是我规定见面地点。（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文强口述自传》）”

陈恭澍在上海当区长的时候，文强先后任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军事委员会上海统一委员会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忠救军少将政治部主任。

文强在长海潜伏期间，陈恭澍被捕并叛变，还差一点把文强也搭进去：“ 一次，我和陈恭澍约好，28日在一个黄埔同学家里见面。27日这一天，会计蒋志云急急忙忙跑到我住的地方来。我问她：‘这样急急忙忙地发生了什么事啊？’她哭了：‘你还不知道啊？陈恭澍带着日本人和汪伪特务把上海区都破坏了。’”

陈恭澍在回忆录中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忍辱负重的卧底英雄，但是抗战胜利后戴笠坚持要以汉奸罪判他死刑（戴笠坠机后，郑介民主事，只判了十二年），说明这个“军统第一杀手”当时是真的叛变了，而且出卖了军统整个上海地下组织，文强要不是跑得快，也会被鬼子和七十六号抓去了。

文强在撤退前，先派副官送走了蒋志云，文强特赦后各处旅游，蒋志云还专门和丈夫在休斯顿请文强一起过中秋：“她一会儿叫我‘老师’，一会儿叫我‘长官’。我说：‘你不要叫我长官了，让人家听了笑话我们。我们是同乡，你是我的部下，我年纪又比你大一点，你就叫我大哥也行。这样喊亲密一些。外人听着也好听一些。你就叫我大’，我就叫你小妹’。”

文强的生日和中秋节重合，蒋志云不但送上一张四十年前文强在军统晋升中将时的照片，还告诉文强：你在岛上存有一百万美金——你是中将，每月固定工资四百美金，还有一千二百美金特别费，现在三十多年了，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一百万了！

文强思虑再三，表示自己既不要美金，也不跟蒋志云上岛，文强婉拒的理由很幽默：“拿了这笔钱，我那个老婆还得要一半，儿子媳妇亲戚朋友都要钱，我给不给啊？自己找麻烦嘛。人家会认为文强这个家伙不知道有多少钱，把我绑架去了呢。”

文强的孤傲倔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他根本就不拿一百万美金当回事，当年在上海的时候，一次坑了鬼子少将特务郎本实仁二百八十万块钱（原本商量好的是四百万卖情报，但是郎本想抽四成，讨价还价后商定三七分账）——文强没说那二百八十万是什么钱，却说了那种钱的购买力：“那时的钱很值钱，我们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余乐醒（沈醉的姐夫，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是戴笠手下的专家，他拿三百多块钱，一万块钱可以买四五部很好的汽车。”

郎本实仁先送文强一万块钱“见面礼”，又用二百八十万买了戴笠让手下五六个参谋连夜编造的“上海城防图”（文强特别注明，加班费每人五十元）。这二百八十一万块钱，文强一分都没留，转手就交给了戴笠：“郎本实仁把钱给我了。戴笠看到这么多钱，很高兴，说：‘你真有办法呀！这样多的钱我们两年也用不完，你真能干！’”

文强用假情报坑了鬼子情报部门二百八十一万块钱，自然也上了鬼子的必杀名单。上海沦陷文强撤出，然后又于1941年奉戴笠之命潜回上海转入地下，担任忠救军上海办事处处长、少将政治部主任，很不巧的是，他在一次外出时，居然碰到了老冤家郎本实仁。

文强潜回上海，又开公司又开影楼，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商界大佬，出入都高级轿车，没事也到景点消遣，结果在愚园公园里遇到了危险。

文强刚带着副官走进去，就看见湖心亭里穿着少将军服的郎本实仁，更不妙的是郎本实仁也看见了文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但是两个少将特工（文强当时已晋升少将，郎本买情报花了冤枉钱，被踢到宁波当了少将城防司令）却若无其事地慢慢靠近。

文强知道郎本一心想干掉自己，而自己却不能开枪——当时愚园公园属于某国租界，枪一响就会招来巡捕，而当时的巡捕房都怕鬼子而不怕老蒋和戴笠，落到巡捕房，最后还得交给鬼子和七十六号。

两人越走越近，郎本实仁装作没有看到文强，手却已经伸到衣服里掏钱——郎本在租界开枪时没有顾忌的。危急关头，文强先发制擒住了郎本左手夺下手枪，然后用尽全力一拳打去，郎本应声倒地：“郎本跪在我的面前哭，我指着他骂……他还是跪在地上哭：‘你就宽大我这一次吧，我再也不做坏事了！’”

文强提了一些要求，郎本满口答应，后来郎本花了大价钱修缮了蒋墓在宁波的坟墓，就是他与文强的这次约定：如果郎本使坏，文强就把他吃一百二十万回扣的事情说出去。

文强在上海潜伏多年，也曾数次遇险，但总是能凭着一身武功和过人胆量化险为夷，而“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就表现得比较拉松了。

当年军统（特务处）上海区规模极大，据陈恭澍回忆，其下属有二十二个交通联络站、四个电讯台、五个情报组（沈醉也曾当过情报组长）、八个行动大队，加上技术室、混合组、工运组、抗日青年团，总共是五十多个单位一千多人。

随着万里浪、王天木、陈恭澍先后叛变，这一千多潜伏特工几乎被一网打尽，陈恭澍被抓的时候，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勇气和武功。

陈恭澍在《上海抗日敌后行动》一书中回忆，1941年10月29日，他就已经得到情报，说日本宪兵队和七十六号要进行大搜捕，但是他却怀着侥幸心理，在30日凌晨四点先去新闸路联络点，又在五点多到蒲石路去找齐庆斌（军统上海区书记），结果遇到了埋伏——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文强说陈恭澍是1941年10月27日前就已被捕，陈恭澍把自己被捕日期往后推了几天，其用意，显然是想说30日的大搜捕不是因为他的出卖。

陈恭澍按照约定暗号按下两短一长三声门铃，门缝里伸出一只女人的手冲他连揺两次。一看事情不妙，陈恭澍掉头就跑。

陈恭澍回忆：“等我跑过兰心大戏院门口，正准备转入一条弄堂之际，心里一慌，身上穿的夹大衣偏偏刮住了电线杆子，使劲一扯差点摔了一跤，待我稳住脚步，再往前跑的时候，追我的人已经赶到，只觉得小腿肚子上挨了重重一击，立刻失去平衡，不由得身子一栽，双手着地摔了一个大马趴。追我的那人乘势一屁股压在我脊梁背上，再要挣扎，已经动弹不得。”

这位军统第一杀手，在被追的时候，连身后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都不知道，也从没回头看过，殊死一搏的念头更是半点都没有。

陈恭澍被抓后送到一间屋子里，既没有戴手铐也没有搜身，他却表现得比绵羊还乖，想抽根香烟，正要掏口袋，忽然又急忙把手缩回来：“我想抽烟，口袋里有，可不可以自己拿？请你们放心，我身上没有枪！”

要不是陈恭澍在回忆录中亲笔写下，谁会相信这样一个军统上海区区长、军统第一杀手，身上居然没有带钱，被抓后不但一点不反抗，而且还表现得很“礼貌”？

抓陈恭澍的日本特务这时候才想起搜身，结果还真是只搜出了香烟和打火机。

日本特务给陈恭澍点上了烟，陈恭澍又要喝水，喝到水的陈恭澍居然感觉挺美：“这杯白开水，滋味无穷，真是即好喝，又解渴！”

这里还得再强调一次：这是话都是陈恭澍回忆录原文，笔者绝没有夸张，读者诸君看着陈恭澍这个怂样也不必着急生气，因为更让人生气的事情还在后面呢。

确定了陈恭澍身份后，鬼子并没有把他拉到刑讯室，而是为他摆了一桌丰盛寿宴，陈恭澍很驯服地赴宴，还记下了当时的座次：他高居上座，左右分别是齐庆斌和林中佐（陈恭澍没说那鬼子叫啥名），林中佐以下是涩谷准尉、下茂曹长、中野军曹；齐庆斌以下，是万里浪（这个人大家都熟悉，在《潜伏》中也出现过）、林涣芝（原上海区行动队员，已叛变）、吴顺生，主位上的是汪伪“特工总部“代表傅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