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绝后”的元凶竟是自己，丧子后直言：死就死了，省得拖累人
萧红“绝后”的元凶竟是自己，丧子后直言：死就死了，省得拖累人
1938年9月，萧红拖着七八个月的孕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从武汉来到重庆。
先期抵达重庆的丈夫端木蕻良，并没有为她准备好一个栖身的窝，只得临时抱佛脚，将她暂时安置在一位同窗的家中。
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是夹杂着凄凉的意味，即便如此，萧红仍未能从心理上得到丈夫理应给予她的慰藉。
“安顿”好妻子后，端木蕻良不是忙着编辑《文摘战时旬刊》，就是忙着到复旦大学授课，根本顾不上萧红。
萧红
萧红没有怪罪端木的意思，是啊，他本就是公子哥儿出身，自己都要人照顾的一个人，怎么会指望他来照顾别人？
“再说……他不是工作忙得走不开吗？”萧红自顾自地说着，连她自己都不清楚，这是在安慰自己，还是在替端木开脱。
人生地不熟的萧红，独自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油然生出一阵孤独无援的悲哀。
然而，叫她去过另一种日子，做深宅大院的少奶奶，她又不会快乐。
奔波、劳碌、孤独、愤怒……这是生命，萧红又感到一阵温柔的牵痛。
她想起了六年前的哈尔滨，挺着孕肚的她，被未婚夫抛弃在东兴顺旅馆的凄凉景象。那次，上天派了萧军来搭救她，而这次，所有神明都闭上了眼睛。
萧红与端木蕻良
萧红的预产期在两个月后，她不能在这里一个人把孩子生下来，她得赶紧找到一个能够顺利、安全度过这女人生命中危险关口的处所。
她想到了曾在哈尔滨一同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罗烽、白朗夫妇，一个多月前，罗烽同端木一道从武汉来到重庆，他们一家人住在重庆远郊的白沙镇。
按照罗烽在船上留给端木的地址，萧红很快便与白朗取得了联系，果然，夫妇二人十分欢迎她的到来。
白朗带着婆婆和孩子，一大家人在白沙镇租了一个大院落，空着的西厢房正好给萧红借住。
左起：白朗、国际协报记着关大为、萧红
9月下旬的一天早上，端木蕻良将萧红送到重庆市区的望龙门码头，搭乘客轮去白沙镇，而他自己却没有上船。他知道，她是可以一个人的。
客轮逆江而上，萧红望着脚下被船切开的滚滚江水，仿佛一道劈开又愈合的伤痕，拖着长长尾巴的白浪花，就是岁月留下的结痂。
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航行，下午四五点钟，萧红终于抵达了白沙镇的朝天嘴码头，白朗已早早在码头上等候了。
客轮刚刚停稳，白朗就急切地跑上客轮，去搀扶挺着大肚的萧红下船，直到看见白朗，萧红的脸上，才有了微微的笑容。
白朗的家离码头不远，但需要走上朝天嘴的77级石阶和一段陡坡，白朗担心萧红的身体，提前叫了一乘滑竿，作为萧红的代步工具。
民国时期的重庆望龙门码头
突如其来的关怀，让萧红有些受宠若惊，她直言自己没有问题，奈何白朗一再坚持，她也只好“客随主便”，上了滑竿。
这种由长竹竿绑扎成的“轿子”看上去十分简陋，但相较于跟在轿夫身后气喘吁吁的白朗，她的悠哉悠哉实在显得过于奢侈。
直到滑竿在白朗家的院门前落了实地，萧红才长舒了一口气，相较于身体上的艰辛，心里的惶惶不安，则更令她难过。
白朗的婆婆见到萧红格外高兴，身逢乱世，每一次重逢都值得庆幸。
何况当年在哈尔滨时，罗烽的母亲待萧红和萧军就视如己出，关怀备至。如今在异乡重逢，老太太更是喜出望外。
在哈尔滨时的萧红与萧军
白朗一家人的热情，让萧红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但随着产期的临近，萧红的情绪却莫名变得越来越差，这种变化，连她自己都始料未及。
她的心胀得越来越大，挤得她透不过气来，耳朵里仿佛同时响起一整个夏天的蝉声，像耳鸣一样。
产前的忧郁，丈夫的淡漠，爱情的伤痛，过往悲惨的种种……一切都回来了，不是一件件地来，统统一起来。
来访的朋友都好言相劝，白朗也常常开导她，可是萧红却无动于衷。她白天不断地抽烟，晚上不停地喝酒，这是她18岁那年就养成的“恶习”。
那一年，她因为反对包办婚姻，受到家庭的责难和冷落，精神上饱受折磨，从那开始，每当她心情低落，她就只能在烟酒中寻找慰藉。
萧红
在纪念萧红的《遥祭》中，白朗这样写道：
“她的感情突变是非常显著的……虽然整天住在一个小房子里，红却从来不向我说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她都隐藏在自己的心里，对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竟也不吐真情了。”
临近预产期的那一个月，萧红变得异常暴躁易怒，几次因为小事，跟白朗大发脾气，许是越亲近的人，反而越容易被拿来撒气。
白朗也不介意，等到萧红恢复了理智，发觉白朗不是情绪宣泄的对象时，自然就沉默下来。
那段时间，白朗总觉得在萧红身上，似乎有着某种不为人知的隐痛在折磨着她，就连她的欢笑也使人感到是一种忧愁的伪装。
罗烽、白朗夫妇
白朗一辈子都忘不了，萧红曾对她一本正经地说：“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去追求享乐。”
是的，这一切在白朗和熟悉萧红的朋友看来，实在太反常了，她好像对这世间的一切，都怀着“报复”的心理。
朋友们都在猜测，也许萧红的新婚生活并不美满！那么，她和萧军的分开无疑是无可医治的伤痛。
只是，后来的萧红，从不在朋友面前提起萧军，朋友们也不忍心去触碰她的隐痛。一切就由着她的性子好了。
可是，萧红的情绪发作起来，有时也让白朗陷入两难。
作为患难之交，萧红向自己发脾气、使性子，白朗都可以理解，亦不会怪罪于她，但有时候，萧红竟也对罗家老太太发起火来。
左起：黄源、萧军、萧红
白朗夹在中间很是难办，一面向婆婆解释、赔礼，一面还要宽慰萧红、开导她。
难能可贵的是，老太太宽宏大量，她从儿媳口中知道萧红命途多舛，所以，从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有时还会主动劝上她几句。
那时候，罗烽在位于重庆市区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班，不常回到白沙镇。
有一次，罗烽从市区回来，从妻子口中得知萧红性情大变，时而对白朗发脾气，时而又抱着白朗失声痛哭。
罗烽听后十分惆怅，叮嘱妻子：“朗，她心情太坏了，你要耐心点儿，多安慰她！”
夫妻俩都十分同情萧红在婚恋上的不幸遭遇，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照顾她。
左起：梁山丁、罗烽、萧军、萧红（1933年摄于哈尔滨）
后来，萧红也感觉到了自己的病态，她总是怀疑别人会误解她情绪崩溃的原因，似乎总能听到别人在背后说：如果不和萧军分手，一切不都会好好的吗？自作自受！
11月下旬的一天，萧红感到小腹有些疼痛，白朗知道这是临盆的征兆，马上将萧红送到了医院。
此后的萧红顺利生下了一个男孩，白白胖胖，低额头，四方脸，和萧军一个样。
朋友们都为萧红高兴，白朗更是早早晚晚去医院端汤送水，无微不至地照料着萧红母子。
产后第三天，萧红对白朗说自己牙疼，想要些止痛片。白朗给她拿了“加当片”——一种比阿司匹林厉害得多的镇痛药。
萧红（右二）
转天，白朗照常给萧红送饭时，萧红淡漠且坦然地告诉白朗：“孩子死了，昨晚抽风死的。”
萧红的话如晴天霹雳一般打在白朗的身上，“昨天还好好的，怎么能说死就死了呢！”
白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转身就要找医生去理论，萧红死活拦着。后来，医生和护士知道后也很震惊，都表示要彻查。
当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片悲伤中时，只有萧红自己反倒异常冷淡，自顾自地喃喃着：“死就死了吧，省得拖累人。”
孩子夭折，作为母亲的萧红又不主张调查，医院对此也就不了了之了，至于孩子的真实死因，除了萧红本人外，谁都不知道。
萧红
但是，从萧红怀孕后，对这个孩子的态度上来看，不难发现一些深埋在她内心深处的隐秘。
年初在西安时，尽管她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却坚决要与他分手，面对这个男人屡次三番的出轨，她早已伤透了心。
萧军提出等孩子出生以后再说，萧红断然拒绝了。
此后，萧红回到武汉和端木蕻良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说起来，与端木走到一起，未必不是一场赌气的决定。
自从与萧军分道扬镳之后，萧红就打定主意要打掉这个孩子，这是对萧军的报复，也是对这段令她不堪回首的爱情的回应。
在西安时，她就要去做人工流产，但是限于当地医疗条件的落后，只好作罢，后来到了武汉，端木蕻良对她紧追不舍，非要与她完婚。
萧红
尽管端木的疯狂追求曾深深打动过萧红，但端木父母的坚决反对，却给萧红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心灵创伤。
谁会让自己的儿子，娶一个肚子里怀着别人孩子的媳妇呢？
虽然二人最终仍是不管不顾地走到了一起，但这个孩子却是萧红心里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是的，眼下端木蕻良的确接受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可是明天呢？后天呢？一旦孩子生下来，嘲讽和流言会如潮水般向他扑来，他还能否接受这个萧军的骨肉呢？
对于这个问题，端木从未向萧红袒露过自己的心迹，他始终采取着暧昧和回避的态度，对于这个公子哥儿来说，回避是他的一种处事方式。
端木蕻良
萧红非常担忧这个孩子将来会成为她和端木一起生活的巨大障碍，因此，更坚定了打胎的决心。
于是，她找到朋友蒋锡金，直言不讳地表示，希望他可以帮自己联系一位打胎的医生。
蒋锡金一听，登时傻了眼，先不说在当时“打胎”是违法的，就算是能打，对萧红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因为当时萧红已经怀孕五个月了。
“这可是萧军的亲骨肉啊！”蒋锡金实在不愿相信，萧红竟然要打掉萧军的孩子，他再三劝萧红把孩子生下来，“不要担心养不活，我们大家都会伸出援手的。”
后来，萧红听说胡风的夫人梅志也要去做人流，萧红便跟着一起去了医院，结果，当两人听说人流费竟然高达140元时，也只剩下望洋兴叹。
左起：梅志、梅志与胡风的孩子、萧红
几次打胎都没有着落，对萧红来说，也只有听天由命了。
这样想来，孩子的夭折，与萧红不想做母亲的意志不无关系。可是，无论孩子死于何因，对于一个母亲来说，内心无疑是极其痛苦的。
很多人不知道，其实萧红是非常喜欢孩子的。
据好友舒群回忆，1937年4月，萧红因与萧军的感情纠葛，独自一人来到北平散心，那个时候，舒群经常陪萧红去逛街。
没多久，舒群便注意到，每每路过儿童服装店的橱窗，萧红便会不自觉地踌躇不前，舒群猜想，萧红是怀念起她在哈尔滨医院里生下的女儿了。
舒群
时间回溯到1925年，14岁的萧红正在念小学，父亲张廷举如做交易一般，将她许配给了呼兰县一个小官僚的儿子汪恩甲。
随着年龄的增长，萧红的独立和情感意识造了她的反，她抗婚，逃逸。让她成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还不如让她去死。
然而，在这动荡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流浪在哈尔滨街头的萧红，身无分文、饥寒交迫，不得不去寻求“未婚夫”汪恩甲的救助。
1931年底，萧红和汪恩甲以同居的身份，住进了位于哈尔滨道外的东兴顺旅馆。
两人在这里住了七个月，欠下食宿费四百多元，汪恩甲借口回家筹钱，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
少年时代的萧红
当时，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的萧红，被旅馆老板当做人质关押了起来，并放言，如果不能还债，就把她卖到烟花柳巷去。
一个身怀六甲的年轻女子，举目无亲，身无分文，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可以想象，当时的萧红有多么绝望。
无奈之下，穷途末路的萧红投书到《国际协报》，请求他们伸出援手，此后，她便遇到了萧军。
两颗炽热的心一碰面，就如干柴烈火般燃烧了起来，此后，再没什么能将他们分开。
那时的他们太年轻了，年轻到根本不知道，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渺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都别分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萧红与萧军
1932年8月7日，哈尔滨暴雨如注，松花江堤坝溃决，洪水涌入市区，道里道外顿时成了一片汪洋。
旅馆老板和诸多房客都自顾自地逃命去了，萧红也借此机会，逃离了被囚禁两个多月的东兴顺旅馆。
那时候，萧红和萧军身无分文，好在《国际协报》的主编裴馨园收留了他们。
后来，萧红在哈尔滨市立医院顺利生下一名女婴，这是她和汪恩甲的孩子，可孩子的父亲早已不知所踪。
这孩子来得多不是时候啊！一个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没着落的人，一个连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的人，哪有能耐养活一个孩子呢？
哈尔滨水灾（摄于1932年）
孩子呱呱落地后，萧红都不敢看上一眼，仿佛只要一眼，她那母爱的天性就会决堤，就再也舍不得。
当一个陌生女人把孩子抱走时，她再也忍不住内心的悲伤，把头埋在被子里号啕大哭，隔着被面都能感受到氤氲的泪水。
即便少了孩子的牵绊，萧红与萧军的感情，也只维持了六年。
抗战打响后，“二萧”与一众同仁奔赴临汾，支援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但教学还未展开，日军便逼近了临汾。
撤退时，萧红、端木蕻良、聂绀弩等人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而萧军却想要随学校去打游击，任萧红如何劝说，萧军依然不为所动。
萧红、萧军
后来，当萧军同丁玲从延安回到西安时，在战地服务团的驻地，碰见了独处一室的萧红和端木，那一刻，萧军明白了一切。
他转身走进盥漱室，任冰冷的水浇在自己的头上，他又何尝不知，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咎由自取，自己的花心，自己的任性，把萧红推到了悬崖边。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萧红不知道什么时候走了进来，平静地说道。
“好！”萧军头也不抬，平静地应着。六年患难与共的夫妻，就这样在汩汩的水流声中，平静地分手，从此诀别。
但此时，萧红已经怀上了萧军的骨肉。
孩子夭折后，萧红把白朗送给她的原本为孩子做衣服的布料，和她亲手做好的婴儿衣服，剪成了一条一条。
萧红与萧军
这是对内心极度悲伤的发泄，还是对命运不公的愤恨，也许连萧红自己也无法分辨。
萧红的恩师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为“农妇溺婴”做过辩护：倘若由她们亲手溺杀了生下的婴儿，其实是因为爱得太深，唯恐孩子长大以后的处境比自己更悲惨。
没有人知道，萧红是否也看过先生的这篇文章。
自从孩子没有了，她便不愿留在医院里，这里除了她和值班的护士外，再没有第三个人了。
她害怕极了，孩子微弱的呼吸仿佛还在，漂浮在空气中，牵牵绊绊的，无时无刻不在噬咬着她的灵魂。
1938年11月底，没出月子的萧红，在寒风中登上了回望龙门码头的客轮，也许有时候，空间和时间一样使人淡忘。
萧红
离别之际，萧红对白朗说：“朗，我愿你永远幸福。”
“我也愿你永远幸福。”
“我吗？”萧红迟疑着，紧跟着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朗，未来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忧郁地孤独终老。”
当船在重庆靠岸时，街灯已经亮了起来，可太阳还挂在天空中，黯淡的，一寸一寸往下掉。
萧红站在甲板上，远远望去，只觉得一阵苍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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