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继慎：被张国焘错杀的红四军领导人

许继慎，1901年生于安徽六安。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连、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 四师七十二团团长等职，是北伐时期英勇善战的骁将。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受中央军委委派，赴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任红一军军长。 1931年任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皖西军分会主席、第十二师师长等职。

张国焘与许继慎相识在大革命时期。当时张国焘是中共中央领导人，许继慎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据张国焘说，许继慎在当时曾受过他很多熏陶。南昌起义 前，许继慎在讨伐夏斗寅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正在九江。当时负责中央疏散工作的张国焘、周恩来认为，许继慎等重伤人员不能参加南昌起义，决定让许继慎去上海 疗养。当张国焘受罗明纳兹的派遣前往南昌时，途经九江，见到许继慎，要他往上海去医治。那时，张国焘对许继慎的印象是： “一个才华毕露的军人，爱谈政治。”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2页。

许继慎

张国焘与许继慎之间关系的紧张，始于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之后。张国焘回忆说： 他到鄂豫边苏区不几日，便去皖西苏区考察了一番。当他到达皖西根据地首府金家寨时，许继慎曾派政治部主任到金家寨来见他，并转达许继慎的三点意见： 其一是许继慎不满沈泽民；其二是许继慎不满旷继勋的领导；其三是许继慎有取旷而代之的野心。张国焘写道： “我再三问明黄同志(即许继慎部之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知道这些话确系许继盛要他讲的之后，颇为生气。我觉得许继盛充分表现了军阀主义的倾向，非予以 纠正不可。”③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60、62—68页。引文中的许继盛即许继慎。

张国焘所说的许继慎让人代为传话一事，是否属实还尚待研究，但至少说明张国焘此时开始对许继慎加以注意了。这一注意不要紧，他发现许继慎的确有 不少问题： 在皖西金家寨地区“没有赤白区的明显对立，离金家寨愈远，苏维埃的色彩愈淡。据当地同志告诉我，这是许师长的‘德政’”；“在六安境内，许师长只赞成打击 那些为富不仁的人，打土豪的范围也就缩小了”。“许继盛不重视政治工作，并说军政治委员余笃三能力薄弱，其他各级政工人员，又多为后进”。“许继盛的声望 有时高出于党和苏维埃之上。当我们在独山一带发动当地农民起来分土地，组织苏维埃的时候，地主与富农常出入于许师长之门，许有时也公然袒护他们”。③张国 焘对许继慎有如此印象，在当时“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显然对许继慎是非常不利的。

如前所述，在张国焘到鄂豫皖之前，这里已有肃反扩大化现象。中央分局成立后，不仅对这种错误予以认可，而且使得肃反扩大化进一步发展。

“东进南下之争”事件发生后，张国焘视之为对他威权的一种冒犯，而红四军召开的鸡鸣河会议和这次会议形成的申明书，更使张国焘无法容忍。在张国 焘看来，他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军委会主席的意见，在红四军军内居然不能得到尊重，那么他将怎样在鄂豫皖根据地开展领导工 作，怎样树立起党的领导的威信？况且，红四军对“东出潜太、威逼安庆、威吓南京”的任务可以不执行，那么今后张国焘及至中央分局的其他决定、命令是否还会 被拒绝执行？

这个口子绝不能开！“现在曾许指曾中生、许继慎。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那是他们的执迷不悟，除了撤换之外，别无其他办法。”张国焘： 《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00页。张国焘如是说。

张国焘要拿许继慎问罪。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许继慎极为不利的事情。

1931年3月9日，红四军在广水以西的双桥镇地区全歼敌第三十四师岳维峻部来犯之敌，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岳维峻及其被俘人 员中有一些当时被扣在根据地内。当红四军南下攻克英山时，政治保卫局在后方破获了一个反革命大案，这个案件牵扯到了岳维峻。据张国焘向中央报告说：

“八月初就破坏了一个岳维峻所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名AB团，自成一系统，约一百二十之谱，最大多数是岳的旧部。由于过去对岳的机会主义，甚至幻 想他，过分准其自由，甚［直］至中央分局成立后，组织保卫局，始将其禁闭起来。岳经常供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建立赤区内外之交通网及侦探网，联 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九月十五日暴动，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岳之参谋孟守先亦为其组织者，已枪毙。其宣传要点就是红军生活不好，白军 生活好、势力大等。因为岳之反革命组织之破坏，就部分的破获了黄麻赤区AB团的组织。它们团结了富农、地主残余流氓首领等，也有九月十五日暴动的阴谋。并 在他们的供词中，说明过去AB团、改组派、第三党各种侦探是从各方面来的，于今年春间即企图统一，而且成了功。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 探，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充分证明联成一气。这时我们就知道反革命必然有一中心组织。接着又由政治保卫局破获了一些改组派的县委、区委 组织……”《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7页。

政治保卫局破获的这起案件中牵扯到了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的妻子——一位红军医院药房的护士。据说潘皈佛的妻子在所谓9月15日暴动中承担了投 毒和炸毁药房的任务。潘妻在严刑逼供之下供出了李荣桂。张国焘向中央汇报说： “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四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 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 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计从九月十三日至现在七十天内，我们用了全力来肃清四军之反革命及整理四军……”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 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446页。

那么，破获反革命组织与红四军南下的军事行动又有什么直接联系呢？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时，曾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叙述。他说：

在新集开第二次会时，姜镜堂、许继慎、周维炯用大的力量提议截断长江，当时曾中生(立三路线)极端赞成，结果做了这样的决议案。南下是他们最痛 快的整个断送红军的机会，当着攻下英山的时候，第一天蒋介石就派有两个全权代表钟俊、钟梅桥来勾结许继慎等，许他们为暂编第十四军军长，肖方、周维炯都是 师长，并许大洋三十万元，准备将英勇武装同志牺牲流血换来的红四军拖到武穴去消灭，去缴枪，扯起青天白日的旗帜。红军攻下英山后，改组派、AB团、第三党 分子全体动员，主张与拥护曾中生去占据武穴的计划，在熊受暄公馆内开了一个秘密会议，要改变行动到武穴去，同时许继慎立即派钟俊到汉口去见老蒋去接洽一 切。老早武穴有三只大兵舰送洋钱等候，并准备徐、夏军队夹击。许继慎等又由黄、广方面找了两个改组派装着地方农民来接头，说那地方如何如何。决定到武穴改 变中央分局对四军的计划。曾中生由英山来信说： 蕲、黄、广组织派了很多负责人去接头，要求四军去武穴，这些代表就是改组派派来的。蒋介石派的钟俊，他们不说出真名，说他是钟蜀吾，出一个假布告说钟蜀吾 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现已执行枪毙。其实老许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还有一个钟梅桥是钟俊之弟，在十二师政治部住三十一天，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出 来的介绍信，并在罗田方面办了一个交通站，时常与夏斗寅、郑其玉的代表接头。②

无论陈昌浩说的其他问题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信的： 即南京方面派人来找过许继慎，并带来了一封信。关于此信的情况，写信人曾扩清后来著文说：

约在1929年8月，上海警察局曾破获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几处，抓捕了黄埔一期同学张际春(与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张际春不是同一人 ——作者注)及彭湃等多人。蒋介石想借此瓦解当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并派曾扩清到上海将张际春保释出来，其余如彭湃等多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熊式辉杀害 了。“距上述事件不久以后，我认为： 在安徽红军中，任军长的第一期同学许继慎，有争取回到蒋介石领导下的可能；我经蒋的特许，写了一封很短的文言信给许，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几个字，信 中的大意说明： 蒋介石之怀念他，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云云。交由第六期同学钟俊设法派人送交，事被红军查获，将我的 信，译成白话，‘继慎兄无恙’几字，译成为‘继慎哥哥好么？’并加以极为尖锐的讽刺，登在当时的《红旗周报》上。”曾扩清： 《黄埔同学会始末》，《文史资料选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79—180页。

曾扩清给许继慎写信一事，充分说明：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方面确实动过策反许继慎的念头，并作了一些尝试。此事并不像后来国民党特务冷欣亲口对陈毅吹嘘的那样： “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因为曾扩清写信的目的，并不在除掉许继慎，而在于策反，但结果却使许继慎遭到杀害。

曾扩清策反的目的没有达到。正直坦然的许继慎将信和人一起交给了党组织，这使得今天人们能够得知信的内容：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至极，此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匐匍来归之子，父母惟有热泪加怜或是自伤其落之不周耳， 宁忍加省难于其子哉，苍苍此天，于孝行后，分无再见，乃后来归，虽忧千里，心实谨喜，只所领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以给。

校座返京百务等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龙命，并颂

戎安

弟曾扩清志

九月十九《许继慎与蒋介石勾结的一封信》，《肃反专刊》第1期。

当年曾任红四军军长的徐向前回忆此事时说： “许继慎立即将特务逮捕，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曾中生和我审讯了特务，转送分局处理。我们还给分局写了封信，说明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他不会 有什么问题。敌人下书是搞的阴谋，企图离间和破坏我们。”“对此，曾中生和我在八月二十日致党中央的报告中也作了说明： ‘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吾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 许继慎的。’‘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 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徐向前元帅分析说： “他要是和蒋介石真有秘密勾结，还能把特务和信件，交给组织上处理吗？”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56页。

事实尽管如此，但这封信交出后所引起的后果，是使中央分局、张国焘与红四军领导人在红四军“东进、南下”战略问题上的争论发生了质的变化： 即中央分局认为，红四军如不北上，就有被反革命搞坍的危险，所以才坚决调红四军北返。徐向前、倪志亮： 《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30年春—1932年秋》(1945年)。对此，鄂豫皖中央分局是这样解释的：

这次事变最初由于在医院中几个反动派的发现，招认苏区改组派已有广大阴谋组织，并供出红四军许多重要干部。……他们的阴谋计划，最初是在九月十 五号在红军和地方苏区举行暴动，这一阴谋在苏区和红军都因为我们的先期发觉而制止了。他们举行暴动的方法是怂恿将四军开到武穴，就在那里发动起来，因为他 们在各方面都布置得有人，就先杀军长及军政委，各师师长、师政委及各团领导同志，举行暴动，将这军队拖到白色军队去，由白色军队来将红军缴械。这次因为中 央分局严调红四军回来，不曾实现。第二次他们计划走到了麻埠时举行。这一次因中央分局派了陈昌浩同志去做军政治委员，开始肃反工作，许多首领被我们逮捕， 所以又未实现。《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的指示信》(1931年10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 468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还发现了许继慎等人的所谓不少犯罪事实： “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祺、肖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是他们九个 领袖，主席是许继慎。再在下面各师、团、营、连发展组织。”他们从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第十三师发现，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有2个师长、1个师 政治委员、8个团长、5个团政治委员、2个师政治部主任、12个团政治处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处也有许多，连、排长也有一部分，皖西北四个县委 书记，几个党、团特委委员及蕲、黄、广的组织大半都是。这些人的阴谋是拖枪跑，杀工农分子及共产党员，投降国民党，破坏红军和苏区。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 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373—374页。

发现了这些“阴谋”后，中央分局又发现了许继慎等人在军事行动中的“破坏行为”： 如“有意”使红军吃败仗，将土地分给地主富农，吃喝嫖赌，抛弃病号等等，真是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这些罪名大都是不实之词，或是捕风捉影，也有重刑之 下的口供。但由于中央分局和张国焘控制下的政治保卫局掌握着无限的肃反权力，谁也无法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法庭暂行条例》中明 确规定： “革命军事法庭对于军队中之政治案犯，在经过军事委员会主席或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之许可时，得接收处理。但经常在初审以后，对于违背军事纪律之罪，定谳 后，应将其转解政治保卫局，或通知保卫局前来会审处理之。最低限度，革命军事法庭对于政治犯之处理情形，必应通知其就近或与本案有关之某地政治保卫局。政 治保卫局在审理某种有关事件之案件时，革命军事法庭在得到政治保卫局许可时，得参加会审。”“政治保卫局在处理某种有关军事组织之案件时，革命军事法庭在 得到政治保卫局之许可时，得参加会审。”“革命军事法庭对于案犯之最后定谳及执法，必经过其直属之上级军事委员会主席，或直属上级军事长官与政治委员之批 准。”“革命军事法庭与同级政治保卫局，应发生极亲密的横的关系，而同受政治委员之领导与指挥。”②

从上述规定来看，张国焘无疑给自己规定了可以裁决任何案件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且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无限扩大了的权力之下，真正的悲剧开始在鄂豫皖根据地上演。

张国焘主持的肃反，以红四军的“白雀园大肃反”为起点。

潘皈佛，红十师参谋长，原红二十八团团长，是这场“大肃反”的第一个牺牲者。据王宏坤将军回忆： “早先的肃反并不是公开进行，大家并不知道。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在打了漕家河以后调到师部任参谋长。一天，副营长对我说，师部手枪队绑着一个人到我营驻 地附近的山沟里枪毙了，我很奇怪，因为这样的事，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我到团部去问团长高建斗、政委封俊，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你也不要问。我还是在猜 测，到底是什么人？是在外面抓的？没听说呀，外抓的要枪毙也只能交地方，不能带到我们部队上来呀，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出发，从麻埠向叶家集开，叶家 集在金家寨以北，属河南固始的地盘。那里是平原，一路上我注意就是不见潘皈佛。后来才知道，枪毙的果然就是潘皈佛。潘皈佛是张国焘‘大肃反’受害的第一 个。”王宏坤： 《我的红军生涯》，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页。

张国焘的专横和政治保卫局的肃反特权，很快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党政军群等组织内造成一片恐怖气氛。

鄂豫皖中央分局、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根据不可靠的“证据”破获了所谓许继慎、熊受暄、周维炯、潘皈佛等九人委员会，准备把红军拉到长江边上并 于9月15日举行暴动，投降蒋介石，从根本上消灭红四军和鄂豫皖根据地的反革命计划的案件，并根据该案件指责红四军变东进为南下的作战行动是曾中生继续立 三路线、反对中央分局路线，是对于肃反和红四军政治工作不加丝毫注意的必然结果，是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并为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等等，这样便收到 了一石二鸟之效： 消除了推行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的最大障碍；同时为建立中央分局，尤其是张国焘的个人绝对权威打开了通道。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等挥舞着肃清反革命在红四军中的阴谋这面大旗，确实令许多人不寒而栗。

徐向前回忆说：

说这些人是四军中的反革命，要举行兵变，拖走红军去投降国民党。开始，我将信将疑。一方面，在“赤白对立”的那种严重形势下，敌人派特务、探 子、狗腿子来根据地内部进行破坏、策反，屡见不鲜，我们过去就处理过这类的事。而且，中央也不断有指示来，强调肃清混入我党我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 AB团等反革命组织。说我一点都不相信，那是假话。但是，另一方面，我有怀疑，也是真的。因为陈昌浩同志抓起来的那些红军干部，都是跟我们一起打游击走过 来的，作战勇敢，平时没有什么异常表现，一夜之间就成了改组派、AB团，使人不可理解。我们一边行军、打仗，他就一边抓人，越抓越多，给了我很大的震动。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 “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 “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 “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 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②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4—155、159页。

徐向前还回忆说： “他们把一些人抓起来，逼、供、信，宣称许继慎组织了反革命集团，要利用南下带上部队投降蒋介石；所谓在英山活捉的敌团长张汉全，亦被许继慎放走；曾中生 包庇他，所以才被撤职。有鼻子有眼，以证明张国焘东出方针的正确和‘肃反’的必要性。他一手拿着中央的肃反指示，一手抓着许继慎等人的‘证据’，谁还能说 话呀！”②

徐向前元帅几十年后回忆这段往事时，许继慎一案早已平反昭雪。而在当时，尽管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四军军长，也只能是“将信将 疑”，不能表示反对。其实，在那时的那种政治空气之下，根据地相当一部分干部战士都相信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主持的肃反是正确的。如当时的鄂豫皖中央分 局委员、彭杨军政干部学校校长蔡申熙在给徐向前、刘士奇、王树声等人的信中就说： “此次肃反，直革命紧急关键也。彼等正企图置死难阵伤同志之血与命，数百万工农劳苦群众之血与汗，所争得苏维埃政权、土地革命利益，及工农红军之绝境，以 求逞其屠杀工农之惯技。观于如首犯之口供(暴动、炸药房、焚医院)及屡次战争中，彼等之延时抗命，便豁然矣！尤其于最近所获彼等于南京政府方面接洽来往文 件中，更显其狰狞之兽性，亦更证明不可与彼等共戴天下。兄等能以坚绝之手段，处此稍纵即游之事，不仅挽鄂豫皖苏区前途于累卵，直已建最后胜利之坦途矣…… 此次虽减少红四军人员数量，不在少数，但对今后工作，不仅绝无损害，反为加强也。兄等应视此之胜利，胜似消敌人兵力三师以上。至干部问题亦不应稍为犹豫， 须知彼等虽有才，其才不仅不为我用，而正用其才杀我也。望兄等在培养自己干部上努力，工农干部今日虽弱，忠质之弱腹似狡猾之强百倍也。”蔡申熙的这种看 法，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高级干部中，是有代表性的。

这种思想状况也是红四军中的肃反扩大化的原因之一。据记载： 陈昌浩接替曾中生任红四军政委的当天，即开始捕人。他先在麻埠逮捕了红十师参谋长潘皈佛、红四军参谋主任范陀、红十师参谋主任柯柏元等二十多人；继而在斑 竹园又逮捕了红三十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红三十五团团长王明、红三十六团团长魏孟贤等人；接着又在余子店逮捕了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 红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十一师师长周维炯等人。

10月上旬，红四军移驻河南省光山白雀园地区。张国焘便从新集专程赶到白雀园，主持“全力来肃清四军中之反革命及整顿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458页。的白雀园“大肃反”。

“白雀园‘肃反’闹得真凶。”徐向前回忆说，“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边时廖荣坤等同 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就干脆把我甩到晚年时期的陈昌浩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 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 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此 时鄂豫皖省委尚未建立——引者注)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就连王树声、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的气氛！”徐向前： 《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8—159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张国焘主持的白雀园“大肃反”，捕捉了大批的红军干部和战士，搞到风声鹤唳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