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相亲，有一条赤裸裸的鄙视链
中国人相亲，有一条赤裸裸的鄙视链
当代人相亲，有一条赤裸裸的鄙视链：没房的不行、收入低的不行、女博士不行、属羊的不行……
基于这些成见，中国式相亲奉行一套所谓心照不宣的标准。
不过，这些“势利”的婚姻观并非当代人的发明。
有史以来，中国人的择偶观一直都很现实。越现实就越残酷，越残酷就越真实。
大家都知道魏晋南北朝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但寒门与士族之间的区隔，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估计很多人没有什么概念。
用婚姻来解释最直观。
出身于太原王氏的王元规，幼年丧父，家道中落，兄弟三人随同母亲寄居在舅舅家里。
当地有个叫刘瑱的土豪为攀上名门亲戚，想以巨资作为陪嫁，把女儿嫁给王元规。
母亲准备答应，王元规却哭着说：“我们正是因为一直保持婚姻门第，才受人敬重，怎么能因为家贫就非贵而婚呢？”
于是婚事未成，土豪就这样被无情鄙视了。
据说当时王元规才12岁，觉悟比身体早熟啊。
出身东海王氏的王源，家世显赫，但在联姻方面，王源却唯利是图。他经常将媒人唤到府上探问，媒人说吴郡的满璋之是高平旧族、宠臣后代，家财雄厚，正在托人为自己的儿子找对象。
王源遂决定将女儿嫁给满家。
御史中丞沈约知道这事后，觉得有蹊跷，便考察了一下满璋之的家谱，结果发现满璋之并非真正的士族。于是上表弹劾王源，指出王满联姻无视婚姻鄙视链，实在骇人听闻，玷污了名门，要求革去王源官职，踢出士族，禁锢终身。
可见南朝士族对其内部的“背叛者”，有多么大的仇恨啊。
北魏时人崔巨伦出身博陵崔氏，是北方士族中首屈一指的家族，但他有一个姐姐因为一只眼睛失明，大家子弟没有肯娶的，家里没有办法，准备将她下嫁庶族。
崔巨伦的姑母（夫家李氏也是当时的名门望族）听说了这事，悲痛地说，怎么能让侄女“屈事卑族”？于是让自己的儿子娶了她。这堪称古代版的“有户口残疾也行”。
这不是赤裸裸的婚姻鄙视链，是什么？有钱没用，残疾不怕，我们看中的是家族门户，家族门户以及家族门户。
到了隋唐时期，由于士族力量的存在不利于皇权的巩固，两个朝代的皇帝都曾对世家大族的势力进行抑制。
此时，山东（指崤山以东）地区的崔、卢、王、郑等大族虽然逐渐衰落，跟南北朝时期的高光时刻没法比了，但这些家族仍然凭借着祖宗的门第，站在婚姻鄙视链的顶端，不与庶族通婚。
唐太宗无法容忍山东士族的风头盖过他出身的关陇士族，因而命令高士廉修撰《氏族志》，重新评定门第的高低。
然而，高士廉似乎无法理解唐太宗的深意，在修成的《氏族志》中，仍把南北朝的大族列为第一等。
唐太宗看后，大发雷霆，只能对高士廉把话挑明了。
唐太宗指点高士廉说，山东士族已经衰微了，北齐和南朝的梁、陈亦不过是偏安一隅的下国，没必要把崔、卢、王、谢这些家族捧得很高。
最终，重新出炉的《氏族志》将大唐皇族列为第一等，唐太宗这才满意。
不仅如此，为了打击士族门阀，唐太宗还专门下诏，不准崔、卢、李、郑等世家大族互相通婚。
吊诡的是，这些打压士族门阀的举措，反而成就了被打压家族的高贵之名。他们被称为“禁婚家”——皇帝钦定的不允许通婚之家。你越是禁止，我就越显高贵。
唐文宗时期的宰相郑覃有一个孙女，当时的权贵都来为子孙求婚，但一概被拒绝。最后，郑覃选中了一个九品芝麻官崔皋。
原因很简单，崔皋虽然官职低，但门第高，也属于“禁婚家”。两家门当户对。
而身为皇帝的唐文宗曾想把公主嫁给世家大族，遭到对方拒绝后，唐文宗悲叹说：“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
建立在门阀大族基础之上的婚姻鄙视链，是随着唐朝的覆灭而终结的，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
五代以后，士族飘零，寒门崛起。尤其是宋代，朝廷推行文治，注重科举考试的公平与正义。虽为寒门子弟，一旦登科，便身价百倍，人们的价值观也发生变化：“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时，旧的婚姻鄙视链瓦解，但新的婚姻鄙视链也建立起来了。
科举功名成为新的相亲门槛，主宰了宋代及以后近一千年的中国婚姻社会。
在宋代，父母最向往的婚事，就是为女儿找一个有才华的青年男子，进士、状元成为佳婿首选。许多达官贵人便从科举及第者中物色快婿，或选婿于白身之中，或论婚于中第之后。这种现象风靡一时，被称为“榜下捉婿”。
南宋绍兴八年（1138），福州人陈修考中了探花（殿试第三名）。这一年，陈修已经73岁，尚未娶妻。
宋高宗得知此事，当场就从宫中选了个30岁的宫人赐给他。事后，有人开陈修的玩笑，编了两句打油诗：“新人若问郎年几？五十年前二十三。”
没有功名就没人问津，而一旦拥有功名，哪怕是一个七老八十的糟老头，则连皇帝赐婚的情节都随时可能上演。这真正诠释了什么是“书中自有颜如玉”。
那些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不管出身、年龄、相貌、贫富，此时都站在了婚姻鄙视链的顶端。
这并不难理解：当科举成为衡量世俗成功的标准时，中举者就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潜力股，等待他的是权力、地位与财富。
与此同时，财富也逐渐获得了与科举功名同等的地位。甚至在明清时期，财富跟功名是可以互相兑换的。所谓“捐官”“捐监”都是由此而来。有钱人家自然就取得了婚姻主动权。
古代倡导“士农工商”四大等级，商人虽衣食无忧，但政治地位极为低下，婚姻也受到限制。唐代有个富商叫杨万贞，家里真有矿那种，但他只能娶一个妓女为妻，要想娶官员之女，门都没有。
进入宋代，随着市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庶民、士人与商人联姻日益普遍。
宋人笔记有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可见，有实力参与“榜下捉婿”的家族，除了朝廷中的权贵，就是当时的富商了。
北宋大书法家蔡襄曾说：“观今之俗，娶其妻不顾门户，直求资财。”在当时人的婚姻观念中，有没有钱非常重要。宋代的富人嫁女儿，陪嫁通常多达60—70亩地。
明清也是如此，明朝人说：“婚姻之家，惟论财势耳。有起自奴隶，骤得富贵，无不结姻高门，缔眷华胄者。”
财富已经成为重要的择婚标准，“古人重嘉偶，今人重财婚”。
嫁娶双方重钱财的风尚，也造成了许多社会弊端，以至于出现溺婴、弃婴及贫女难嫁、富人多招赘婿等现象。很多地方都出现高陪嫁、高彩礼的习俗，“有一女方嫁而家产荡然，致使贫穷之家，或溺女不举，或女老不嫁”。这是古代版的“天价彩礼”悲剧了。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近代以来，欧风东渐，中国式的相亲鄙视链被瓦解了吗？
1899年，蔡元培的夫人王昭去世，为其做媒续弦的人很多。蔡元培干脆公开提出了他的征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女子须不缠足者、须识字者、夫妇不相合可离婚等等。
章太炎在其原配去世后的第二年，在《顺天时报》上刊登了续弦广告，条件包括：
一、须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者；
二、系出名家闺秀，举止大方者；
三、有服从性质，不染习气者。
这是社会名人开出的相亲条件。而一般读书人的征婚条件也大抵类似。
1902年，有个署名“南清志士”的人在报纸上征婚，内容如下：
“访求天下有志女子，其主义如下：一要天足；二要通晓中西学术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勿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
你要是觉得这些条件很稀疏平常，不要求房产户口，不要求年龄相貌，哪还存在鄙视不鄙视？那你就too young too simple了。
对女性两只脚的要求，这门槛就很高了。清朝晚期，裹足之风在城市里的流行程度比起现在的隆胸隆鼻还要盛，凡是有地位或有钱人家的小姐，很少不缠足。
随着新知识分子倡导天足运动，曾经流行的小脚一下子就过时了。缠足女子变成了一个受歧视的群体。天足成为评判一位女性是不是“近代女性”的基本标准，后来社会上流行说，20世纪第一个十年，女人的美丽标准就是会说洋文的大脚女人。
不管是蔡元培还是南清志士，把“天足”作为征婚的第一个条件，这就把多少缠足女子及其家庭鄙视下去了。
对女性学识的要求，这门槛就更高了。要知道，在民国以前，大城市女性的文盲率超过70%。轻轻一句“识字”“文理通顺”，就跟现在来一句“京籍京户”一样，杀人不见血。
这是清末民初有知识男性择偶的鄙视链，年龄容貌不限，户籍房产不限，但我们看中的是天足、识字以及思想开明程度。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婚姻鄙视链，只是有的标榜门第，有的标榜学识，有的标榜出身，有的标榜身体某个部位。
我们因为现在标榜户籍和房产刺痛了良心，就抡起大棒对婚姻鄙视链进行批判。
但，我们不能无视它的真实存在。
一个社会学家说过，婚姻具有经济、子女、爱情三大动机。
爱情谁都向往，但它真的只是婚姻的一条腿而已。这是历史告诉年轻人的真理！
参考文献：[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96年[唐]刘昫：《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宋]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2019年[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09年张涛：《魏晋隋唐时期的门第婚姻》，《民俗研究》，1992年第4期荆晓燕：《明中后期民间社会婚姻观念的变迁》，《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王跃生：《清代中期婚姻行为分析——立足于1781—1791年的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