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百迷（43）：《黄帝内经》成书于何时

作为中国古代成书最早、影响最深远的一部中医宝典，《黄帝内经》一向为中医研究者所瞩目。这部书以其丰富的内容，总结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人体科学的认识，也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可以说，独具特色的中医理论的渊源就在这里，2000年来的医家学者无不从中受益。正因为这一点，这部书被尊称为“经”。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部书的成书年代仍然未能确定。

从《黄帝内经》的名字及其内容中黄帝和岐伯等的对话来看，这部书和黄帝有一定的关系。晋代的皇甫溢在其《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序中曾说:“黄帝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性命，究神极变，而针道生焉。”《太平御览》卷72引《帝王世纪》语说：“岐伯，黄帝臣也，帝使岐伯尝味草木，典主医病经方，《本草》《素问》之收咸出焉。”然而自宋及清，程颐、司马光、朱熹、方孝孺、魏荔彤、崔述等都对之提出了怀疑。的确，从今人推想，黄帝时期生产力水平落后，科学技术也不发达，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黄 帝内经》这样的高水平的理论著作的。其书之所以托名黄帝，无非如《淮南子·修条训》所说的那样:“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因此，许多人都认为黄帝之说不可信。古人对于《黄帝内经》的成书年代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看法。

(一)成书于先秦、战国之时。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有宋代的邵雍，明代桑悦、方以智，清代魏荔彤等。邵雍在《皇极经世》卷八《心学第一、二》中以为《素问》是“七国时书也”、“轩岐之书，类春秋，战国所为而托于上古。”

(二)成书于虞国、秦汉之间。持这种观点的人有宋代的程颢、司马光等。他们认为“黄帝亦治天下，岂可终日坐明堂，但与岐伯论医药针灸邪?此周、汉之间，医者依托以取重耳。”到清代《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书中说《素问》“出上古，固未必然，然亦必周秦间人，传述旧闻，著之竹帛。”因为《四库全书》在中国古代学术界有相当高的地位，这种说法也就被许多人所接受。

(三)成书于西汉时期。明代郎玻所著的《七修类稿》认为《素问》“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则黄帝时末世邪?又曰以酒为浆，以安为常，由仪狄是生其前面彼时人已皆伪邪?《脉要精微论》中罗裹雄黄，《禁服篇》中欲血而受，则罗与欲血皆汉时事邪?予故以为岐黄问答，而淮南文成之者耳。”在这里，朗玻从夏禹时仪狄造酒的传说和“罗”出现于汉代等证据推断《素河》产生于西汉时期。

对于《黄帝内经》成书年代，古人的看法主要就有这些。然而研究并没有到此结束，当 代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也不少。他们通过对《内经》和《周礼》及《史记.扁鹊仓公传》的对比，说明三者在学术思想上的一致性，并通过对《素问》文学结构的分析，说明这一部分出自于先秦而不可能迟于扁鹊。并通过分析前人的成说和大论的内容，认定这一部分内容出自于战国至东汉之间，而且经过多数医家汇集而成。至于《灵柩》，作者先通过对其书的真伪的分析，判定《灵柩》与《针经》实即一书，而后又得出结论，“《灵柩》和《素问》一样，基本上是成书于战国时代，只是个别的篇卷，掺入了汉代的东西，因而它亦并不是成于某一人之手，”至于《素问遗篇》，则属伪书，其时代不出于唐宋之间。

还有人认为《黄帝内经》所包含的篇章，并不是由一个作者同时完成于一个短时间内，而是由许多医家和学者写成于不同时期。《内经》中的篇章既有写成于战国时期，又有成于秦、汉甚至更后。究其论据有五:其一，《素问》的有些篇章用干支来表示时间，而采用干支纪年是东汉以后的事。其二，《素问·宝命全形论》中用的“黔首”一-词，是战国及秦代对国民的称呼，而《素问·灵兰秘典论》中的“相傅之宫”和“州都之官”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官名。其三，《黄帝内经》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如《上下经》、《睽度》等是战国甚至更早的著作。其四，与1973年长沙马王堆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1972年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医药简牍、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六王斌盘”和“太乙九宫占盘”相比较，可知《灵柩》中有些篇章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有些成书于西汉更早。其五，先秦文体多韵语，而《黄帝内经》中一些篇章亦有不少韵语，这些章节可能是先秦时期的作品。

现在，《黄帝内经》非一人一时所作， 这一点已，有不少人予以肯定。至于要确定具体的成书年代，就现在来看远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