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申包胥生平介绍及历史评价

申包胥(生卒年不详)，风姓，包氏，名胥，因封于申邑，故称申包胥。是三皇之首包羲王孙，又称王孙包胥。华夏族，今湖北省京山市人， 春秋时期楚国大夫。

前506年，昔日好友伍子胥以吴国军力攻打楚国，攻入楚都郢，楚昭王出逃到随。伍子胥掘楚平王墓鞭尸。申包胥逃到山里，派人责备伍子胥，为复国，申包胥来到秦国请求帮助，一开始不被答应，申包胥便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终于感动了秦国君臣，史称“哭秦庭”。秦哀公亲赋《无衣》，发战车五百乘，遣大夫子满、子虎救楚。吴国因受秦楚夹击，加之国内内乱而退兵。楚昭王复国后要封赏申包胥，他坚持不受，带一家老小逃进山中隐居。从此申包胥被列为中国的忠贤典范。

申包胥故事在《左传》、《史记》、《后汉书》都有记载，在民间口口相传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演艺舞台上、申包胥的故事演绎出多种戏曲、曲艺剧本。

人物生平

公私分明

楚平王在早年，曾是有作为的君王，“息民五年”，政局日趋稳定，国势亦渐恢复，即可向外图谋进取时，却因贪恋女色，骨肉相残，滥杀忠臣，重用佞臣，从而把楚国引向歧途。

费无极作为太子建之少傅因不受太子建重用，便阴谋谗害太子建与太子建的太傅伍奢，先劝说楚平王为太子建迎娶秦国公主，待到秦国公主来到楚国，又挑诱楚平王将公主据为己有。太子建因此也被发配到成父守边。费无极又谗言说太子建有怨言，要谋反，并责怪陷害太子建之太傅伍奢，并且企图将伍奢及两个儿子伍尚、伍员(即伍子胥)一并杀害。伍尚入宫而与伍奢同死，伍子胥却出奔并立志为父兄报仇。

《左传·定公四年》载：“初，伍员与申包胥友。其亡也，谓申包胥曰：‘我必复(通“覆”字)楚国。’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申包胥没有责备伍子胥，没有阻止伍子胥实现自己的“义”(孝)，还为伍子胥加油鼓劲，谓之以“勉之!”既是申包胥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认同(春秋时期国君几乎就等于诸侯国，很难将诸侯国与国君区分开来，而且“君臣之义”较为淡泊，君臣反目相拭的情形很常见，这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也是对伍子胥能力的认同，更是对伍子胥的勉励。但是申包胥没有因为与伍子胥的友情而忘记对国家的忠诚，“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表明申包胥将对国家的忠诚视作“大义”，勇于肩负报效祖国的使命。申包胥选择先对伍子胥“勉之”(而不是“助纣为虐”，为国家除掉后患)再“我必能兴之”，这充分体现了申包胥内心的矛盾与坦然，对朋友、对国家都是执着的热情。

可见，申包胥公私分明，不因为国家做了无道之事而去做出卖朋友、为虎作伥的不义之事，也不因为朋友的复仇行为合情合理而忘记自己对国家的责任。

楚国危亡

伍子胥辗转奔波，最终来到了吴国，为公子光重用，并力助公子光登上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并献“扰楚疲楚”之计，对楚国进行轮番攻击。

而这个时候，楚国令尹子常为政，虽然诛杀了费无极，但是“蓄聚不厌，其速怨于民多矣”(《国语·楚语下》)，对外又欺凌小国，使楚国陷于孤立被动。

昭王十年(西元前506年)因子常的贪婪而羞辱唐、蔡两国国君，吴国趁机联合两国共同出兵，以伍子胥、孙武等为将，连战连胜，攻破了楚国的首都郢。

吴军进入郢都后，大肆抢掠。《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载“阖闾伐楚，五战入郢，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榖梁传·定公四年》载“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可见，吴军进入郢都后为非作歹，给楚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伍子胥在郢都，也为了泄愤对已故楚平王“鞭尸”(对此史载不一，或言鞭尸、或言鞭墓)。

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虽然“亡于山中”，但是还是派人劝诫伍子胥。《史记·伍子胥列传》载：“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谓子胥曰：‘子之报雠，其以甚乎!吾闻之，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伍子胥曰：‘为我谢申包胥曰，吾日莫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申包胥对伍子胥的劝诫，一方面表示了对伍子胥报仇行为的理解，但是对于伍子胥“鞭尸”的过激行为表示惋惜(这样的行为只能泄愤，引起楚国人民的不满)，同时希望伍子胥能够有所收敛，但是伍子胥却仍然一意孤行。

申包胥对伍子胥劝诫不成，只好以实际行动来践行“兴楚”的誓言。《战国策·楚策一·威王问于莫敖子华》载：“棼冒勃苏曰：‘吾被坚执锐，赴强敌而死，此犹一卒也，不若奔诸侯。’于是嬴粮潜行……”

申包胥哭秦廷

申包胥究竟应该到那里去请求援助呢?当时的局势，只有秦国与晋国有实力帮助楚国击败吴国。而晋国与楚国长期争霸，吴国也是晋国扶植起来削弱楚国的;楚昭王是秦国公主所生，也就是秦哀公的外甥，秦国与楚国有着紧密亲缘关系，而且在春秋时期因为与晋国的关系长期保持联盟关系，因此也就只有秦国有实力、也能够帮助楚国复兴。在这样的情况下，申包胥没有失却冷静，表明申包胥具有较高的政治眼光。

申包胥“跋涉谷行，上峭山，赴深溪，游川水，犯津关，躐蒙笼，蹶沙石，蹠达膝曾茧重胝，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一开始不被答应，申包胥便在秦城墙外哭了七天七夜，滴水不进。

申包胥的忠诚与坚毅终于打动了并惊醒了秦哀公，秦哀公亲赋《无衣》， 发战车五百乘，遣大夫子满、子虎救楚。 吴国因受秦楚夹击，加之国内内乱而退兵。楚昭王复国后要封赏申包胥，他坚持不受，带一家老小逃进山中隐居。

力战兴楚

成功的搬来秦国的援军后，申包胥身先士卒与吴军交战。《左传·定公五年》载“申包胥以秦师至，秦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吴道。’使楚人先与吴人战，而自稷会之，大败夫概于沂。”

这时越国也从吴国的后方袭击吴国，《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吴王阖闾)十年春，越闻吴王之在郢，国空，乃伐吴。吴使别兵击越。”吴军连续遭遇失败，引发了内讧，“阖闾弟夫概见秦越交败吴，吴王留楚不去，夫概亡归吴而自立为吴王。”(《史记·吴太伯世家》)

而更为重要的是，吴军的侵略行为与暴行，激起了了楚国上下的同仇敌忾。《榖梁传·定公四年》云：“昭王之军败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忧无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贤也!’以众不如吴，以必死不如楚。相与击之，一夜而三败吴人，复立。”《淮南子》卷二十《泰族训》也载：“昭王奔随，百姓父兄携幼扶老而随之，乃相率而为致勇之寇，皆方命奋臂而为之斗。当此之时，无将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吴兵，复楚地。”

在如此形势下，吴军不得不退出楚国，楚国成功复兴。

应该说，楚国复兴的根本原因是楚国军民的同仇敌忾，子西等集结溃散军民舍身再战，左司马戍宁死不屈，以及楚昭王逃亡途中，军民保护代死的场面，无一不闪烁着楚国军民恋乡爱国尊君的思想光辉。

不过，申包胥请来秦国援军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以楚国的国力，吴国是难以吞并的，但是楚国若单凭自己之力，也难以那么快将吴军赶出国境，而申包胥请来秦国援军，身先士卒初战告捷，进而迫使吴国内乱，楚国得以迅速将吴军赶出国境，成功复兴。楚国复兴之后，很快就从失败的创伤中走出来，楚昭王二十年灭顿、灭胡，楚惠王十年灭陈、四十二年灭蔡、四十四年灭杞、“东侵，广地至泗上”，(《史记·楚世家》)依然保持了第一流强国的地位，进入战国后也是“战国七雄”中最有实力的国家之一。申包胥在伍子胥出奔的时候表示“子能复(覆)之，我必能兴之。”在楚国真的面临亡国危机的时候，申包胥又以自己的行为践行了这一誓言。

拒赏

楚国历经艰难，终于成功复兴，申包胥也践行了“兴楚”的誓言，楚昭王论功行赏，认为申包胥忠勇可嘉“封之以荆五千户”(《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但是申包胥却不认为自己的作为有什么了不起，辞曰：“吾为君也，非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为诸?”(《左传·定公五年》)申包胥一方面表明，自己的作为都是尽一个臣子的本分;另一方面“吾尤子旗”(子旗帮助楚平王登上王位，被任为令尹，次年，与人勾结，贪求无厌，被楚平王杀死。)，通过表明自己痛恨子旗来表达自己淡泊名利。

据说楚昭王想以命令的方式让申包胥节士，但是申包胥“遂逃赏。”(《左传·定公五年》)楚昭王使人求之不得，乃旌表其闾曰“忠臣之门”。

对于申包胥的逃赏，《东周列国志》第七十七回《泣秦庭申包胥借兵，退吴师楚昭王返国》予以加工解释：“(申包胥谓其妻曰)吾始为朋友之义，不泄子胥之谋，使子胥破楚，吾之罪也;以罪而冒功，吾实耻之!”其实是以当时的观念去理解申包胥的作为，没有把握好申包胥的形象。在申包胥那个时代，复仇之风是很盛行的，而且是很受赞扬的，但是忠义观念却有所欠缺，才会有那么多人才为他国效力，并且因为国君而仇怨自己所出生的诸侯国的事情也常见，申包胥之前楚国也有过析公、雍子、申公巫臣、苗贲皇等因个人恩怨对楚国复仇的故事。申包胥“不泄子胥之谋”在那时看来是值得称赞的“义举”，不能说申包胥是为“小义”而误“大义”，因为这个协助楚平王扑杀伍子胥的“大义”之举是建立在国君暴虐、国家做无道之事的基础之上。

使于越

申包胥虽然“逃赏”，但是没有忘记自己对楚国的忠诚，在“逃赏”近三十年之后(《左传》载申包胥“逃赏”的时间是鲁定公五年即西元前505年，而《吴越春秋》所载申包胥出使越国的时间是勾践二十一年即西元前476年。)出使越国，坚定勾践伐吴决心并教勾践以“智、仁、勇”三策。

申包胥先是以激将法，分析吴国正盛，试探越王勾践伐吴的决心，再问勾践何以战，最后点出“智、仁、勇”三策，可见，申包胥是一位眼光深远、善于剖析利害的战略家。

申包胥对勾践的教诲，对于勾践灭吴有较大的帮助，《国语·吴语》随后载句践言“吾问于王孙包胥，既命孤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申包胥实现了楚国对吴国的报仇。